自從管理學誕生以來，咨詢和培訓就如影隨形。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企業經營實踐中提供咨詢和培訓的需要，才催生出了管理學。科學管理的創始人泰羅，其正式身份就是咨詢培訓師；管理學體系的構建者法約爾，在他退休后也把一腔熱血獻給了培訓事業。如果了解管理學誕生時期泰羅的“賠錢賺吆喝”，法約爾在“管理教育”方面的宏偉設想與實踐，就不難看出這一學科誕生階段培訓與學術的“親密關系”。

然而，唇齒相依的同時，難免咬了舌頭或者嘣了牙齒。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管理學一直存在一個問題，即學術與實踐如何對接？在管理學的發展演變過程中，學者、咨詢培訓工作者、企業實踐者摩擦不斷。總體來說，這種摩擦既有砥礪，也有抵梧；砥礪會推動學科的進步，抵梧會加大學術與實務的隔閡。這種摩擦在今天的中國，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在一定意義上，中國的管理學研究，同實際需要的距離越來越大；而中國的管理培訓，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天橋把式”和“江湖游醫”。分析其中的來龍去脈，既有利于管理學在中國的縱深發展，也有利于企業的轉型與變革。

一、全世界的難題

科學管理剛剛誕生時，泰羅就抱怨大量的“效率工程師”歪嘴和尚念錯經，扭曲了科學管理的原意。隨著商學院的建立和發展，學術與實踐的對接就一直存在著爭論。50年代，福特基金會資助的戈登和豪威爾報告（R. A. Gordon and J. E. Howell， Higher Education for Busines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卡內基基金會資助的皮爾森報告（F. C. Pierson， The Education of American Businessmen，Mcgrew-Hill，1959），都尖銳地指出商學院未能承擔起訓練、培養管理者的重任。當時的批評，認為商學院過于強調職業教育，而忽視了人文和科學兩大方面的基本素質培養，用支離破碎的具體知識限制了管理者未來的成長。而到了80年代，批評反了過來，美國大學商學院協會組織的調查（L. Porter and L.E. McKibbin， Management Education and Devlopment，Mcgrew-Hill，1988）以及其他相關研究則指出，商學院中定量研究和心理學、社會學教學內容的劇增，大批沒有工商業背景的學者從事工商教育，不理解工商業活動的復雜和奧妙，經不起現實適用性的檢驗。講管理的教授不懂實際管理，從事實務的經理看不懂管理論文，成為工商教育的通病。重視實務的明茨伯格，干脆寫了一本書《要MBA還是要經理人》，對工商教育極盡奚落調侃。可以說，管理教育與管理實踐的對接，是一個全世界的難題。

這個難題的癥結，在于管理領域的分工。管理實踐是一個整體，而管理知識則三分天下：學者、咨詢培訓師、企業家（包括經理人）各掌握一部分。這三種人的志趣不同，發展各異，然而，他們面對的是同一個領域和同一類問題。學者的目標是學術上的建樹，培訓師的目標是打動實踐者的心靈，實踐者的目標是企業自身的發展。例如，面對同樣一個產品滯銷的案例，學者感興趣的是可否能夠在理論上挑戰現有的營銷學說，培訓師感興趣的是這個企業是否愿意花大錢訓練推銷人員，而經理人首當其沖的是考慮資金回籠和周轉等問題。正是這種立場的不同，經營者會覺得學者分析論證是遠水不解渴，站著說話腰不疼；學者會覺得經營者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應激反應代替了理性思維；而且雙方都對培訓師信不過，學者覺得培訓師過于淺薄，經營者對培訓師能否解決問題滿懷疑慮，培訓師一方面嘲笑學者是書呆子，一方面把經營者當冤大頭。三者的矛盾，幾乎是必然的。

英國的管理學家厄威克曾經尖銳地指出：學者考慮的是如何吸引出版社和各種委員會的眼球，如何能夠在職稱和學術圈中占優勢，而絲毫不考慮現實中的企業需要什么。由此形成了學術與實踐的“雙軌制”，而且是兩條不相交的軌道。實踐需要的是可預測未來的水晶球，而學界在精心構建象牙塔。厄威克批評說，在學校，教師的利益比商業需要更重要，學者教給學生的是他們想要研究的東西，而不是企業需要的東西（John Trinkaus，Urwick on the Business Academy-management Consultant LyndallUrwick， Business Horizons，Sept-Oct，1992）。實際上，厄威克的批評還不完全，培訓師存在同樣問題，他們首先考慮的是培訓公司的收益，而不是服務對象的實際需要。例如，曾經風靡全球的“流程再造”，使進行再造培訓的哈默和錢皮一度風光無限，賺了大錢，而接受再造培訓的企業起碼有半數以上開進了滑鐵盧，慘遭失敗。

美國的學界也有類似說法。在管理實踐領域有崇高聲望的德魯克，一直受到學院派的排擠。彼得斯曾經說，他在斯坦福上學時，沒有一位學者在課堂上提到德魯克的名字。這一點，彼得斯可能言過其實，但是，德魯克不入學界法眼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從德魯克任教的學校就可以看出，他從歐洲來到新大陸后，無法進入一流學校，直到他名氣大震，也沒有得到一流商學院的青睞，學界始終把他看作“記者”與“作家”。而在理論研究上具有重大貢獻的西蒙，作為諾貝爾獎獲獎者，始終未在具體的管理實踐中施展功力，實踐領域的人們很有可能認為，西蒙這樣的學者只能玩國際象棋。某些大師（guru）對學院派的鄙視，學院派對大師淺薄的嘲弄，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交鋒。

再進一步，不同的學校，在對待管理實踐的態度上也有差別。追求“人氣”和社會聲望的哈佛商學院，對于貼實踐要寬厚得多；而追求“名氣”和學術聲望的普林斯頓大學，干脆就不成立商學院（當然，也不成立法學院）。以咨詢和培訓出名的德魯克、戴明，游離于知名學府之外，而以學術出名的卡內基-梅隆學派，在實踐界幾乎沒有聲音。

當然，西方的管理學發展積淀要比中國厚實，所以，這種“三岔口”狀態實際上有著“管理共同體”（借用庫恩在論證科學范式時提出的學術共同體概念）約束。所以，學者、培訓師、經營者盡管互相貶低，但起碼可以采用共同術語，能夠進行職業對話。例如，著名管理咨詢大師德魯克雖然受到學院派的排斥，但沒有人把他看作“外行”，而且在實際上影響著學院派的研究注意力；反過來，身在學院、從來不做咨詢的學者馬奇，拿著小說和劇本講授領導力課程，但其授課方式卻影響到管理咨詢和培訓領域。以此來看，西方的管理學術與實踐盡管存在隔膜，但卻依然能夠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他們的抵梧尚在業界“可容忍”的范圍。

由此可見，學術與實踐若即若離甚至不搭界，是世界現象，不獨中國特有。這類問題如何解決，是真正的“前沿”。更有可能，這本來就不是問題，而是學術發展的正常現象。在一定意義上，這是現代職業分化所要承擔的必須代價。用一個不一定恰當的比喻，以征服現實世界的亞歷山大為一端，以漫游夢境的第歐根尼為另一端，雙方確實不搭界，但亞歷山大和第歐根尼兩人，卻能夠以對現實的挑戰和現實對的敬意做到共存共榮。所以，中國作為管理學的后起國家，先別急于挑戰這類問題。有些討論理論與實踐關系的文章，把目標定位在這一問題上，恐怕過于“超前”。當然，在已經同國際接軌的大型企業管理培訓中，適當重視這種問題還是必要的。

二、中國的裂變

中國的問題不同于歐美之處，是學術界和咨詢培訓界的分裂乃至理論界與實踐界的分裂。西方是分工造成的問題，而中國是分裂造成的問題。分裂和分工是不同的概念，如果說，分工會產生隔閡，那么，分裂會催生管理領域的江湖游醫。在管理領域，中國已經有了眾多的商學院，有了數量龐大的管理學教授隊伍，但是，這批教授在管理咨詢和培訓方面并不是主力，他們的主要精力放在學術方面。尤其是官方的考核指標和聘任標準，使隊伍集結在論文（尤其是國際期刊論文）和項目方面。而這些論文和項目，又以用中國數據驗證西方理論的實證研究為主，聚焦目標是頂尖期刊和官方項目，這些項目報告和發表論文在管理實踐領域基本上沒有影響。更重要的是，管理培訓師幾乎不看這些東西（當然，那些故意隱瞞反例、排除不利數據的所謂研究成果，可能不看更好），所以，在西方通過咨詢和培訓能夠進入企業的管理研究成果，在中國基本上不存在。可能有人認為，中國的商學院也給企業提供了大量咨詢服務。但是，如果仔細考察就會發現，中國商學院能夠給企業提供的咨詢和培訓，大量屬于非管理性質的具體技術方案，以經濟、會計、金融等內容居多，真正涉及管理的極少。而關于人力資源、領導力、組織變革等方面的培訓，基本上不是商學院進行的。也許，治理結構是個例外，但那往往是為了上市或者是為了別的目的，而不是真正的改善管理。特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為了吸引培訓對象，以商學院為基地舉辦的某些培訓班，往往還要聘請一些“江湖游醫”，因為這些人名頭大，口才好，對聽眾有吸引力。

另一方面，由于中國的具體國情，西方理論“水土不服”，所以，“”的管理學培訓成為一大。在學界，如何使普適性的管理學理論與中國的具體情境相結合，一直是困擾教授們的難題。一批學者一直在從事“中國式管理”（以曾仕強為代表）或者“東方管理學”等研究，試圖以西方式的科學方法解讀中國社會的實際情境，這種努力尚未脫離學術軌道。問題是中國的大學也具有濃厚的，教師的選留、考核、培養、晉升制度，導致中國管理學界很難形成真正的學術共同體，既有從事真正的學術性研究的圈子，也有琢磨政策動向、揣摩文件和領導意圖的圈子，不同“圈子”之間缺乏規范的學術交流，很難形成嚴格的學術對話，使學者隊伍也出現了“江湖化”現象，某大學校長以網絡語言進行講演引起轟動就是一例。我們不可否認，演講能力、親民姿態，對于教師確有必要性，但是，當一個大學校長以一篇充滿網絡俚語和“段子”的講演把畢業生送向社會的時候，只有煽情而沒有對學術的敬畏，只有媚俗而沒有厚重的教養，就有可能把大學變成說相聲的天橋。如果單純看口才和包袱逗哏，那么，郭德綱要超過多數教授。這就給商學院的培訓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是知識和思維訓練，還是段子和相聲娛樂？

正是商學院的這種現狀，促使社會上的培訓師走上了另一條道路，即管理培訓的非學術化。當然，這條道路有相應的企業情境和社會環境做鋪墊。大量的管理培訓讀本，是仿照戴爾。卡內基的心靈雞湯，或者是基于國情的國學啟蒙。從這些培訓師掌握的西方管理知識看，有些知名培訓師，連演講大師卡內基和鋼鐵大王卡內基都分不清，把二者混同為一人；從他們掌握的國學知識看，有些人連國學是什么都不知道，所講內容不超出傳統的蒙童讀物水，甚至把孔孟老莊玄奘惠能一鍋煮，根本沒有傳統學術的基礎，江湖游醫變成了全科名醫。這種培訓，靠的是駕馭會場、誘導聽眾的能力，而不是靠管理知識和思維訓練。如果說，以彼得斯為代表的西方洗腦式培訓，在洗腦時還要以管理學的基本知識為基礎（湯姆。彼得斯畢竟在斯坦福大學受過科班管理教育，而且彼得斯在揶揄學院派時并不否定管理學術），那么，中國的洗腦式培訓，連“離經叛道”都算不上，因為這種培訓師基本上不掌握正規的“經”和“道”，只是一種江湖野路子。

當然，如果沒有市場，江湖野路子就會自然消亡，然而，中國在管理領域存在著巨大的江湖市場。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使一批中小企業經歷了“野蠻成長”（萬通馮侖語）道路。經過痛苦轉型做大做強的企業，其自身經歷就足以構成一部內涵豐富的管理教科書，只有那些至今還在生存線上掙扎的中小企業，面對環境的巨大變化，才會胸中無數手中無招。所以，這些中小企業是最需要管理培訓的主兒。然而，這批企業從創立到發展（有些則是跳槽式創辦兼發展，即根據大氣候不斷變換經營內容），一直沒有走上規范化管理的道路。當初的起步乃至現在的轉型，主要是靠外部環境提供的機遇，所以，這些企業家，對政策變化的嗅覺靈敏度遠遠高于對市場變化的感知，對黨政和主管部門的熟悉程度遠遠高于對自身組織的了解，他們是弄潮兒而不是游泳健將，而正規的管理培訓要練蛙泳的基本功，這對于他們來說不但刀下見不了菜，而且乎無用。以往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都使他們更重視潮流和悟性，而不重視嚴密的邏輯和精致的管理。江湖式培訓正好能夠適應他們這種需要。即便起不到真正的作用，也會使他們增強信心并“感到”某種鼓舞。他們需要的培訓，是吸了鼻煙打出一個噴嚏的感受，這是學院式教授難以提供的。

另外，由于中國持續幾十年的革命，使傳統遭到了極大破壞。“國學”之所以能熱起來，是因為多數人已經不大知道國學是什么。從現在講國學的實際情況看，真正從事國學研究的學者反而很難適應，因為面對傳統的人為斷裂，真正的國學，需要從最基礎的常識講起，否則就說不明白。如果陳寅恪復生并讓他給企業家講學，估計他那種嚴密考證的講授會把慕名而來的大部分聽眾嚇跑。所以，現在一批講國學的培訓大師，基本上是介紹一些簡單的文史常識，并非學理上的深入探究。以《論語》和《道德經》為例，語錄體名言警句如果沒有具體的情境分析，基本上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只要有出色的表達能力，哪怕沒有研究也可以講得有聲有色。這種現狀，使脫離了相關研究的國學培訓可以大行其道。

大體上，同西方相比，中國未能形成管理學的學術共同體（主要表現為評價標準非學術化，跟風式的機會主義），培訓缺乏學術支撐（學者和培訓師兩個群體之間斷裂）。企業家的成長道路差異，使面向中小企業的培訓難以滲透學術內容。這些問題，會對中國的管理培訓帶來比較長期的負面影響。

三、今后的出路

有人認為，沒有管理經驗的學者從事管理教育，是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研究者要有管理實踐。這種說法貌似有理，其實不然。如果讓有豐富實踐的人來從事培訓，有理論研究的人去從事經營，實際上是混淆分工。這等于讓勞模做報告，把學術研究降低到經驗介紹層次；讓學者下班組，把快刀斬亂麻的實際操作變成抽絲剝繭的理論分析。其結果是整體降低兩個群體的水。這是錯位，不是進步。中國長期存在著“粗分工”的傳統，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排斥分工而美化自給自足，曾經的“五七道路”就是一例。強調研究者要從事實踐，邏輯上就會走到當年的“七二一大學”道路上去（所謂七二一大學，是根據毛澤東對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批語舉辦的廠辦大學）。如果過于強調管理學術界“接地氣”，則有可能“降檔次”。當今的大學，在就業壓力下，已經有了較為普遍的技校化傾向。正如人們經常批評大學生“眼高手低”那樣，對“眼高手低”的指責需要有一個恰當的尺度，否則，一味說大學生眼頭太高，有可能“手”提不到大學的層次上來，反而把“眼”降低到技校的水下去。任何一個國家，必須有少量的學者游離于實踐之上，同樣有大量草根進不了學術圈子。這不是社會地位差別，而是社會分工差別，第歐根尼式的人物，是社會進步的風景線；默默勞作的大眾，是社會發展的柱礎石。沒有二者的游離，就沒有真正的學術。中國管理的真正進步，需要明確界定學者、培訓師、經營者的各自職守，各盡其職。要求研究管理的學者具有豐富的實戰經驗，同要求一線經理具有教授級學術水一樣荒謬。提出這種要求，實質是否定社會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