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企業利益(保就業)和職工利益(增收入)之間存在“蹺蹺板”效應，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要找到一個衡點，而達到這個衡點最好的辦法就是降低企業和個人的稅負，尤其是降低過高的社保繳費比例。

　　今年8月，在上海工作的小董原本十分高興，因為公司將她的薪水從之前的2500元加到了3500元，然而拿到工資條的時候，小董卻愣了一下，因為雖然“稅前工資”一欄寫著“3500元”，但后面各項社保金的扣費卻和往常一樣，還是以2500元為基數進行扣除。小董一問財務才知道，原來這是公司“慣例”，社保繳費基數不會隨著工資增長而同步增長，只是停留在 “比國家規定的最低繳費標準稍高一點”的水。財務還給小董做了“工作”：“其實社保多繳點繳交點差不了多少。但是少了這1000元基數，公司總共節省了620元開支，可以更多地把錢加到你的到手工資上，反過來說，少了這1000元基數，你這邊能拿到手的工資也增加了180元。”小董一聽覺得在理，也就沒說什么了。

我國民眾社保稅負明顯過高

　　其實小董所遭遇的情況在國內民營企業中十分常見。企業不愿提高員工社保繳費基數，而員工對此也沒太大意見，關鍵原因在于無論是企業還是員工，都覺得眼下的社保繳費比例太高了。

　　在通脹肆虐以及貧富差距日漸拉大的當下，社保繳費比例過高幾乎已經成了全社會的共識。來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白重恩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收入分配，‘蹺蹺板’如何衡?》一文中再次呼吁國家降低企業和職工的社保資金繳納比例。

　　白重恩指出，中國五項社會保險法定繳費之和(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相當于稅前工資水的40%，有的地區甚至達到50%，而如果再加上公積金繳費，則總額可能超過60%，如上海的五險一金總繳費比例相當于工資的62%。

　　我們以一個在上海工作的稅前工資和社保繳費基數均為4000元的工人為例，這邊廂，公司為其支付的實際工資總額高達5760元，那邊廂，他到手的工資卻只有3177元。中間“流失”掉的2583元中，僅有103元是個稅，其他2480元均為社保繳費。顯然，對于中低收入民眾來說，社保費對其收入增長的抑制作用遠遠超過了個稅。如果想要切實降低中低收入民眾的稅負，縮小貧富差距，降低社保繳費比例的實際效果遠遠高于提高個稅起征點。

　　事實上，在西方國家，社保費用一直是以稅收(社保稅)的名義進行征收的。這是由于給每一個公民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是政府的責任，而政府向民眾籌集資金用于社會保障本身也具有強制性，帶有明顯的稅收特點，這也是我國目前有不少人呼吁推進社保“費改稅”改革的原因所在。而白重恩教授的研究還指出，按照世界銀行2017年最新測算的實際承受稅率，中國的社會保險繳費在181個國家中排名第一，約為“金磚四國”其他三國均水的2倍，是北歐五國的3 倍，是G7國家的2。8倍，是東亞鄰國和鄰地區(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地區)的4。6倍。可雖然我國社保繳費比例數倍于上述發達國家和地區，但老百姓實際享受到的社會保障水和保障范圍卻相差甚遠。“高繳費，低保障”成了老百姓對當前社保體制最大的不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