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影響企業文化

　　傳統文化在企業管理和文化建設中究竟有多大作用?這是很難用統計數據和量表進行評估的。

　　一種看法是：中西商業環境(包括制度環境和人文環境等)不同，因此西方管理體系在中國水土不服，中國企業的出路在于向本土的傳統國學智慧求助，必須用國學智慧之“道”統馭西方管理之“術”，就像大腦支配四肢，開創適合自身內外環境的國學管理體系和中國式企業文化。

　　也有人認為：今天中國的商業環境，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已經是同質多于異質，傳統文化能發揮的作用已經很小。

　　這兩種觀點都有失偏頗。將本土的商業理念和智慧完全凌駕于現代管理科學之上，抹殺來自西方的現代工商管理體系在中國市場經濟建設中的強大威力，甚至純粹拿國學去替代WTO的原則和制度，顯然是不行的;而5000年的文化積淀，給全民族帶來了強大的心理定勢和思維慣，不管它是寶貴資源還是沉重包袱，都不能忽視或全盤否定。

　　在全球視野中，中日兩國文化淵源密切，共同成為東方文化的代表。我們“一衣帶水”的老鄰居日本，二戰后經濟發展令人驚嘆，而在日本經濟崛起的過程中，儒家文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日本經營之圣稻盛和夫的著作年來在中國熱賣，他介紹成功造就兩家世界級企業的經營理念，讓人們再次感受到：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在東方國家的企業經營和文化建設中，確實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國學建設企業文化

　　傳統文化是以儒家，熔鑄了道、墨、法、兵等諸子百家和外來的佛教等學說，囊括文、史、哲和藝術等眾多學科領域的多元文化形態。盡管今天研究和講授國學的專家學者不勝枚舉，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融合，還只能算是剛剛開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融合，今天還處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

　　首先，傳統文化既然是多元的，就要在“開發利用”、轉化成企業文化的過程中，做好取舍，因材施教。比如賓館、餐飲等行業的服務人員學習《弟子規》，引導他們溫和柔順，待人厚道，對提高服務質量的確很有幫助;但這類蒙學教育文獻，只能教人溫順和善，不利于開發人的智商，那些開拓市場、推廣產品的業務人員，就要優先選擇《孫子兵法》和“三十六計”了。

　　其次，通過傳統文化的滲透來改善企業文化，要優先運用儒家文化。這里我們不去重復儒家自漢武帝時期到“五四運動”，一直是中國文化主流的老調;也不再強調儒家倡導的忠、孝、禮、義等理念，依然是中國人的價值取向;優先運用儒家文化的原因在于：與傳統文化其他學術流派相比，儒家是最注重承前啟后的，因此儒家文化的發展沿革有序，更為健康，更具長力。

　　例如：德政仁治，禮教相存，是儒家管理的代表性主張。在長達兩千年的領導管理經驗中，儒家的“仁”、“和”理念一直占據著治國御人的圣人之學地位。體現在企業管理上就是推行柔性管理藝術，強調“以人為本”，各項規章制度的制定和執行，都要以促進上下團結一心、和諧奮進為前提，正如孟子所說：“徒法不足以自行”，只有法令不能夠使之自己發生效力，重點在于這些法令制度真正適之于人，能讓人們理解、支持、擁護、踐行。

　　再比如：發揚儒家集體主義的精神，有利于培育忠誠的企業文化。在歐美社會，以“我”為中心，人與人之間的相對獨立、關聯較低，強調個人的力量和個性的發揮，好萊塢大片里的勝利者往往都是獨行大俠或孤膽英雄。而在東方社會，以“我們”為中心，員工愿意忠誠于集體，并期望通過集體的發展來實現自身價值，因而團隊成員忠誠度高，企業凝聚力強。日本企業強調團隊精神、家族精神、集體及愛國精神等帶有明顯民族特征的企業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吸收和借鑒了儒家文化。

　　再次，用國學推動企業文化建設，也要廣取百家之長，兼收并蓄。比如道家的“無為而治”，本是在動亂的社會環境中引導人們修身養性、清靜無為，其體現在企業管理中就是采取彈性柔化的管理方式，領導者認識和把握客觀規律，在行使管理職權時不干預、不勉強，創造寬松自由的發展環境，鼓勵下屬發揮能動性和創造力。

　　再比如法、術、勢結合的法家，主要體現為注重法制，循名責實，務實治理，包括健全制度體系，集中行政權力，樹立領導威嚴等等。在企業中，法家可以體現為運用程序化管理手段，建立權責分明、賞罰明確、選賢任能的管理體制。

·國學對話企業文化

　　當下，用國學智慧推進企業文化建設，迫切需要國學專家和企業精英加強對話。這將有助于利用國學的智慧來解決企業問題，真正將國學的力量融入企業發展。

　　總之，用國學推進企業文化建設，需要以開放的胸襟和發展的眼光，在充分肯定現代知識系統的同時，給國學足夠的關照和充分的解讀，探究國學與現代企業的結合點在哪里，結合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從而在吸收西方先進管理方法的基礎上，集成和發揚國學經典蘊含的管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樹立符合中國文化的管理風格，形成立足于民族文化和歷史底蘊的中國式企業文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