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道德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傳承活力是什么?如何建立適合市場經濟發展的、具有中華民族的道德體系,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也是道德經濟,既然市場經濟在中華文化環境中已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一方面說明中國傳統道德和市場經濟最具有活力的基因兼容性和吸納力都十分強大,另一方面也說明二者只有在實踐中相互吸納,在碰撞中相互揚棄,在融合中相互促進,才能最終形成具有民族的、新的道德體系,推動中華民族的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面發展。

[關鍵詞]傳統道德;傳承活力;市場經濟

"彰善癉惡"是中國傳統道德的價值目標、倫理基礎和基本使命。孔子倡導的"有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就是對中國傳統道德的概括和總結。道德作為人類文明的尺度,既表現其鮮明的民族個性特征,又表現出其與時俱進的內在品質。不同國家、民族的道德傳統,都是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長期發展的歷史積淀,是道德創新的現實歷史基礎。魯迅在其《摩羅詩力說》中認為,中國道德文化的重建應體現出“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國有之血脈”。盡管學術界對中國傳統道德的傳承特點尚有不同見解,但從其復雜的個性特征中,可以發現中國傳統道德具有普遍意義的內在聯系。這種內在聯系的特質,就是傳統道德體系中最具有活力的傳承基因。

一

人和自然和諧交融,親密友善,相生相伴最終達到“天人合一”和“無人合德”這種不可分割的統一關系,就是中國傳統道德的最高境界。儒家的《周易大傳》以“天”、“地”、“人”為“三才”,道家的《道德經》以“道”、“天”、“地”、“人”為“四大”。“三才”、“四大”都是把“人”看做與天地自然并存共榮的重要實體,是天地之心,萬物之靈長,宇宙之精華。董仲舒在描述天地人三者關系時認為,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佛,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以類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際,合而為一”。[1]

中國古代家盡管主張繁雜,對天地人三者的關系的認識上互有差異,但他們都深信天地自然和人相互依存的關系不可分割,人的道德與自然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定之間存在著某種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這種內在的聯系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周易大傳》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家把人與自然規律和社會發展的規律共生的東西稱之為道德。當人遵守符合自然規律和社會發展和諧共生的道德時,儒者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當人們用道德指導社會實踐,并在實踐中進一步加深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新的天人合一時,便形成了新的、更具有現實指導性的道德,也即“天人合德。”

“天人合德”崇尚“仁者愛人”。“仁者愛人”觀念的形成,說明“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是人類的一種完美的道德追求,而“仁愛”精神就是傳統道德規范的體現,是調節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的道德準則。孔子說“,仁者,愛人”。還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就是要人們替別人著想,要待人以誠,施人以惠。“天人合德”和“仁者愛人”這種超然豁達,元限寬廣的道德境界,塑造了中華民族明白達觀的人生理念,也表明了中國傳統道德既強調人的主體地位,又注重人必須不斷認識自然規律、遵循社會發展規律,最終實現人與自然的完美融合的傳承特點。既注意道德理想的塑造,又注意具體道德規范的創造和運用。把道德的先進性和廣泛性相結合,使道德調節功能充分發揮。恩格斯指出"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是從他們的經濟關系中吸收自己的道德觀念。"[3]市場經濟是一種借助利益競爭機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形態,它要求在道德上肯定人們的正當利益、等意識、主體意識、競爭意識等,因此新的道德規范應體現出市場經濟人的道德行為多樣化的特點,把先進性和廣泛性結合起來,切忌脫離實際,超越社會發展階段,違背市場經濟的要求,脫離群眾的道德實際。

中國古代的“仁愛”或“仁道”中包含著人與人之間應當相互理解、尊重、寬容、友愛、互助等豐富的人道主義。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博愛"觀則強調的是“自由”、“等”。前者更多地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具體道德規范上是尊重人、關心人，救助解困、敬老、助殘等,后者更多地關注個人權利的實現、個人自由發展和個人的尊嚴。“仁愛”精神是一種人類具有現實意義的道德信念,從“仁愛”精神的現代意義上講,它將在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歷史長河中依然起著協調人際關系,緩和社會矛盾,維持社會秩序的積極作用。

二

在傳統道德體系中，“中庸之道”既是方法論,又是一種理想道德觀念。要實現“天人合德”的道德境界,人們要自覺地用折衷調和方法,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發展之間的衡和穩定。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也!”《中庸》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之道也,庸者天下之定理。由此可以看出，“中庸之道”是傳統道德規范和道德品質形成的重要手段和基礎,它認為,合理的道德行為和品德,合理的法律和法規都要適中,恰到好處,不能偏向一面,不能走極端,不能打破人與自然相互依存的關系。

充分尊重自然規律是傳統道德的主要方法和一貫主張,也是中國社會和民族保持社會穩定性、連續性的法寶,但過分地強調回避矛盾會使社會發展缺乏活力,缺乏創新精神。在某種意義上講，“中庸之道”并非懼怕矛盾,過分抑制人的個性發展,也并非過分抑制創新,而是強調在穩定的前提下,認識和把握自然規律。從整個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線索中,可以發現“中庸之道”具有吸納優秀文化的內在本質和非凡的融合之力。

作為道德觀念,《札記中庸》中說,道也者,不可須央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慎乎其所不睹,恐怕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慎獨”要求人們獨自一人,無人監督時,也要非常小心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情,這是一種較高的道德境界,也是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古希臘的哲學家德漠克利特也說過“要留心,即使當你獨自一人時,也不要說壞話或做壞事,而要學得在你自己面前比在別人面前更知恥。”且“絲毫不做不適當的事"”[4]。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華民族道德心理定勢中的“中庸”特質,并未扼殺市場經濟的創造活力,也未抑制人們的創新精神,反而彰顯出更多的主動性。

市場經濟和“中庸”的慎獨都崇尚誠信原則,盡管二者有不同的內涵和解釋。市場經濟把誠信看做是經濟活動實現利潤最大化的要素,是人們履行合同、契約的信任前提,而中國傳統道德把自覺履行道德責任,自覺進行道德修養作為君子修養的基本準則。孔子所講的“言而有信、敬事而信”就是要求人們說話要誠實可信,認真而誠實地對待事情和工作,信實無欺。經濟學學者史懷澤曾經說過“自由市場本身并不能保證效率,一個有效率的自由市場除了一個有效的產權和法律制度相配合外,還需要在誠實、正直、合作、公、正義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這個市場。”[5]兩種誠信觀在這里結合得是多么完美啊!市場經濟作為最為活躍的經濟形態在中華道德文化背景條件下,不但沒有排斥中華傳統之美德,反而顯示出主動融合姿態。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說“自愛、自律、勞動慣、誠實、公、正義感、勇氣、謙遜、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規范等,所有這些都是人們在前往市場之前就必須擁有的。”[6]市場經濟活動的參與者的個體道德素養,為市場經濟活動中的行為選擇提供道德基礎,并成為維持市場經濟中的正常人際關系和社會秩序所需要的行為準則,是人們一般的、基本的道德信念、道德人格和良心,也是評價人的行為是非善惡的基本價值尺度。如果用中華傳統道德觀念去看待這些市場經濟道德觀,人們并不感覺陌生可怕,因為兩種道德觀中都十分重視社會公德的建設,都認為"誠實"是社會公德的基礎。因此兩種文化在融合過程中都顯示出活力。

三

中國傳統道德價值取向的形成是圍繞“義利”關系的爭論展開的。因此,“義利之辯”的過程,就是中國傳統道德價值、道德行為以及道德觀念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也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反映和縮影。“義利之辯”可以歸納為三種觀點:一是“義利統一”;二是“利重義輕”;三是“重義輕利”。以上三種觀點在中國傳統道德形成的過程中都具有較大影響,在人們實際生活中的調節作用也十分明顯,其中“重義輕利”觀在總體上處于支配地位。孔子所主張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是將義利關系嚴重對立起來的代表性觀點,它要求人們“見利思義”,“義然后取”。孟子更進一步認為，“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后來董仲舒主張“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統治階級在處理“義利”關系時,強調“義”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要求人們“存義去利”，“存理滅欲”,徹底否定了人們對個人利益的追求。這種道德觀念是一種理想的道德觀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觀念,因為“君子”只有自覺“存義去利”,才能保持國家清廉和公,否則易出現“義”與“利”的嚴重脫節。當“義與利”嚴重對立時,就會出現個人主動放棄自身利益或自身利益被剝奪。“重義輕利”觀通過節制人對利欲的追求,抑制人對社會的侵害,保證國家利益的實現。

在市場經濟框架內如何確立新的“義利”關系是當今道德建設的熱點問題。在市場經濟道德觀念中,有“權”和“利”之爭。權利的本質意義是對人的某種自由或利益的肯定,從這個角度上講道德權利是從道德上給人提供一個自由選擇其行為方式以獲取正當利益的合理范圍,權利人可以以一定的道德上的支持和保護作用,這是法律所不能取代的。很顯然,中國傳統道德中的“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道德觀中還沒有合理解釋和合適的位置,這里的“義”并沒有法律的含義,是一種高尚的道德理想。“權利并不是愛心和同情心激發的純粹的贈品和恩賞,因為如果是恩賞,對它的造當反應則只能是感恩謝德。”[7]“凡是我作為一個人所享受有的權利也就是另一個人所享有的權利,因而擁有并保障這種權利就成為我的義務。”[8]在這里所講的“義”是指“義務”而“非”中國傳統道德中的“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在法律許可或法律未禁止的范圍內,根據社會需求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的正當權力,也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人們在從事經濟活動時,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是無可非議的。而在中華民族傳統思維定式中把追求個人利益看做是小人的行為,君子只能看重“義”。在改革開放和市場化過程中,我們在與西方國家進行經濟交流時,因“義”而失“利”的事例很多,教訓也不少。更有甚者,把它運用到體育競賽之中,“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就是傳統重“義”的表現。當我們從本質上和人類發展規律的角度來認識市場經濟,審視中國傳統“義利”關系時,這種文化上的差異表現得就十分突出,有時我們也會把“見利忘義”說成是市場經濟的產物,這種認識顯然存在偏差。只重視“義”而忽視市場經濟規律性,不利于建立新的“義利”關系。傳統“義利”關系中能反映出中華民族特征的,對市場經濟具有指導意義的精華部分,理應在新的“義利”關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成為新的義利觀的主流,而那些過于理想化的“義利”觀只能供后人觀瞻了。

四

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是中國封建社會穩定發展的根本保證。在這種宗法制度里,維護其存在的道德價值觀的核心和根本導向是重視個人對家庭、宗族和國家的道德責任,強調個體利益服從家庭、宗族和國家利益,遵循整體主義的利益原則,反對個人主義或利己主義,主張個人不得有獨立的利益和人格,不允許把個人利益放在宗族和國家利益之上。子從父、弟從兄、妻從夫、家庭從家族、宗族從國家,封建君主則以一人之大私,以為天下之大公,孟子把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作為協調封建人際關系的“五倫”“三綱五常”作為維護封建傳統道德準則,從根本上維系著封建宗法制度。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也說,義者君臣上下之事也、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他在強調法治的同時,把“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看做天下之常道,認為三者順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

傳統道德的局限性是統治階級歷史局限性的內在表現。革命者和改革者都把“三綱五常”形容為“吃人”的道德,恐怕就是從封建禮教扼殺人的個性講起的。變革需要打破封建禮教,而那些被世界人民傳頌的中華民族經典性美德,依然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和生存活力。“尊老愛幼”等是傳統禮教法綱中流傳最為廣泛的道德觀念。從利益的角度來講,無論是哪種經濟形態,中華民族都接受不了將個人利益完全凌駕于國家利益之上的價值觀念,至于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血緣情結和家庭美德也不會因市場經濟利益關系確立而完全消失,而會以新的姿態出現在新的道德體系之中,成為市場經濟道德體系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馬克思指出“正確理解的利益是整個道德的基礎。[9]市場經濟肯定個人追求正當利益的合理性,并且借助各種經濟利益激勵機制或激發個人勞動創造的熱情,這就要求我們從道德上肯定人們的正當利益,樹立公、公正、競爭、效率和責任意識。恩格斯說“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是從他們的經濟關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道德情結與市場經濟條件下所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則存在著巨大差異和矛盾。這種差異和矛盾從表面上看似乎根本沒有相互融合的因素,但目前中西方的家族中,這種血緣道德情結構成的道德“法網”仍然成為人們關注和研究的對象,無論是在華人經濟圈里,還是在世界著名大企業中,靠“家文化”或“家道德”支配的家族企業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家文化的血緣道德責任和整體主義道德準則,在法律社會里,在市場經濟的細胞中依然魅力元限,光彩照人,取得令人驚訝的經濟成就。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已被新的社會制度所取代,但這種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家族情緣卻不能消失。市場經濟是一種充分尊重個性、展示個性魅力的經濟形態,而血緣道德的整體主義原則依然能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這種傳統道德的傳承活力,不是由理論推理而成,而是在實踐中表現出來的生命力。盡管有人用現代管理的理論對家族企業的管理方式進行系統的、深刻的批判,但越來越多的家族企業仍在不斷地涌現和發展壯大。

五

中國傳統道德教育十分注重塑造人們“至善”的道德人格,培養具有理想品德的“君子”。它的目標是現實的,而不是玄虛的;方法是注重實證的,而不是注重邏輯分析的;途徑是偏重于啟迪內心覺悟而達到行為自覺,而不是偏重于由外在實踐而達到領悟。中國傳統道德教育要求人們接受道德教育,認識理想的道德觀念,并在行為上表現出君子的美德,達到知善和行善的統一。具體來說有三大特點:

一是通過“德教”達到“修身”。孔子倡導“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0],也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為本。道家與儒家盡管有所不同,但也十分看重“修德”。老子在《道德經》中說,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鄉,其德乃長;修之于國,其德乃豐;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把修身的過程和道德提高與普及的過程有機地統一起來,是中國傳統道德教育注重實效的優點,它有效地克服了道德的虛幻性和教條性。二是倡導“知行合一”。孔子認為,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實際上,“知行合一”就是通過道德教育,增進人們把自己的道德認識付諸道德實踐的自覺性,達到道德認識與道德實踐的統一。三是強調“言教”與“身教”的統一。在“言教”和“身教”的言論中,儒家最具有代表性。孔子非常強調在對君子進行道德規范教育時,必須身體力行,用自己崇高的道德教育民眾,以自己的模范行為感化民眾,激發民眾對理想美德的追求。

我們可以把“君子”的道德覺悟看做是道德先進性的標志,但它不能是只有少數具有崇高道德境界的英雄人物才能做到的英雄道德,我們要用市場經濟條件下每個普通公民和職業人員應當遵守的“群眾道德”作為普遍性德教的內容,體現出人的基本道德義務。在現實生活中,對“英雄道德”的宣傳和教育往往偏重于先進性的號召,忽視對群眾性道德廣泛性的引導,忽視具有普遍性、廣泛性、可操作性的道德準則規范的宣傳教育,“知行合一”完全成為擺設。合理的道德觀念中的道德規范,通過有效教育手段去教育民眾,使人們在實踐中自覺認識和接受、轉化為自己不可奪移的“內心信念”和“內在律令”。

作為道德傳承的手段,中國傳統的“德教”觀應視為世界級的文化遺產,其生命力不在于其形式上的創新與否,而在于能否賦予其合乎時代發展要求的道德內容與此相適應。文化遺產的當代價值都是在實踐中體現出來的并在實踐中得以提升后,形成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的道德觀念。在一定時期內人們往往只看重問題的表面現象,而忽視事物的內在聯系。市場經濟也被稱為道德經濟,它有很多成熟的、行之有效的道德觀念,在實際生活中并未被人們廣泛認識。中國德教的傳統優勢似乎也未引起人們的廣泛的注意,甚至在一定時期內過分地張揚市場經濟道德個性,過分地對傳統的德教進行批判和否定。倫理缺失表現最為突出的是職業道德缺失現象,而中國傳統職業道德觀念和“童叟無欺”、“為人師表”、“誨人不倦”、“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等都是傳統德教經典在中國傳統道德中最具有傳承活力的基因,是市場經濟在中國傳統道德氛圍賴以存在的溫床。

長期以來,我們并沒有認真研究市場經濟就是“道德經濟”的真正含義,好像市場經濟就是個人對金錢的崇拜,就是極端個人主義,就是洪水猛獸,把市場經濟與現代文明對立起來。在社會轉軌時期出現某種沖突和混亂不足為奇,出現道德倫理的缺失現象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反對將兩種文化現象進行簡單嫁接,更要警惕用市場經濟道德觀念否定中國傳統德教觀,同時也不能忽視中國傳統道德中排斥外來文化慣心理優勢。中國傳統道德教育和現代科學的教育手段在推動*的道德文化建設的進程中,將顯示出傳統和現代相合的優勢[l1]。

六

中國歷代家在構建其道德體系時,總是圍繞如何鞏固至高無上君主制度來設計的,從道德學說的創立,到道德灌輸乃至道德理論運用上,都是倡導個體服從整體的道德價值觀,其核心都是為統治階級提供最有效的“仁治”理論。實現以德治國是中國傳統道德的靈魂和最終目的。不管是儒家歷來強調的“修身、齊家、治國、天下”,還是代家提出的、具有時代意識的道德,都是把道德和政治實踐融為一體的,都是希望統治者在治理國家時,實行合乎道德要求的“仁政”,在這一點上統治階級和家們真正地達到和諧統一。統治階級看重“德治”,常常借用國家力量,把符合自身利益的道德、行為規范賦予政治和法律的權威。中國古代家只能把對“善”的至高無尚的追求,寄托于統治階級的“仁治”上,而從歷史上看“仁治”或者說“德治”都是一種道德的理想追求。道德的理想化和理想化的道德在實踐中都是有害的。道德的目的是按照善的法則創造性地完善社會關系和自身。傳統道德如果不能隨著社會和經濟生活的變化而變化,就會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失去自身的光環,就不能成為調節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重要工具,其結果要么導致道德上的虛偽,要么是對道德的肆意踐踏,使道德成為一種游離于社會生活的東西。

市場經濟是最活躍的經濟形態,一方面它需要形成系統的道德觀念,作為人們評價行為的基本價值尺度;另一方面還要求形成一套道德行為準則,以保證經濟活動的有序性。如果市場經濟缺少一套與之相適應的道德體系,作為人們共同的“內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為準則”,就會造成人們道德精神生活和經濟活動的無序狀態。市場經濟不僅需要依靠代表社會公意的法律,借助國家的強制力量來協調人際關系和基本秩序,而且還需要用代表“社會公利”的道德,借助國家民眾用內心信念、社會輿論、傳統慣的力量來協調人際關系和基本秩序。傳統的"以德治國"與現代的"以德治國"盡管有本質的區別,但把道德作為"治國"的綱領,把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共視為治國之綱領,其時代意義就非同凡響了。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內容豐富多彩,良莠并存,既有反映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文明進步的道德,又有受歷史局限性日益滯后的、腐朽的道德陋。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也是道德經濟,它要求人們在嚴格遵守追求利益游戲法則的同時,追求利益最大化。現代市場經濟對于世界文化的文明成果的融合之力,是其推動世界文明飛速發展的標志。既然市場經濟在中華大地己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既然市場經濟和中國傳統文化在碰撞和沖突中相互融合的局面已初顯端倪,說明中國傳統道德和市場經濟最具有活力的基因兼容性和吸納力十分強大,二者將在實踐中相互吸納,在碰撞中相互揚棄,在融合中相互促進,最終形成具有民族的新的道德體系和的市場經濟運行模式,進而推動中華民族的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I]董仲舒.春秋繁露[MJ.

[2]論語八千宵[M].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古希臘羅馬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

[5]史懷澤.敬畏生命[MJ.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6]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MJ.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范伯格.自由、權利和社會[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8]潘恩.潘恩選集[MJ.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J.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孔子.論語憲問[MJ.

[l1]夏偉東.重新認識中華民族傳統的誠信道德素質[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