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天下，強調個人的道德修養對治國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與中國的國家起源有關系。國家從哪里來?國家從家里來。因此，治家之道和治國之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以下是小編帶來的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心得體會，希望對你有

幫助。

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心得體會(一)

中央開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的方案提出，做合格黨員，就是要著眼黨和國家事業的新發展對黨員的新要求，堅持以知促行，做講政治、有信念，講規矩、有紀律，講道德、有品行，講奉獻、有作為的合格黨員。其中，“講道德、有品行”是做合格黨員的重要標準之一。俗話說，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黨員領導干部只有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才能

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講道德、有品行，就是做人要實，光明磊落。對于黨員來說，就是要忠誠老實、襟懷坦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做老實人、說老實話、干老實事。一要做老實人。共產黨人做老實人，就是要忠實地面對黨、面對組織、面對人民、面對同志。二要說老實話。說老實話，就是成績不夸大，缺點不縮小，錯誤不隱瞞，堅持真理、尊重事實，切實做到言行一致、知行統一。三要干老實事。廣大黨員要抱著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以大局為重、以發展為要、以民生為大，對工作盡力，對崗位盡責，對事業盡心，崇實干、用實勁、求實效，以求真務實的作風贏得群眾的真心擁戴。

講道德、有品行，要從慎初、慎小，從小事做起。黨員的作風養成，要從日常處著手，從點滴中做起，從小事上破題，從細節上加分。每一名共產黨員都應帶頭踐行*，帶頭弘揚中華優秀傳統美德，帶頭恪守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個人品德，自覺遠離低級趣味，堅決抵制歪風邪氣。要把加強道德修養作為十分重要的人生必修課，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覺立德、修德、踐德，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守住做人、處事、交友的底線。

講道德、有品行，說到底就在于能否正確處理公、私二字。能不能做到嚴以用權，有沒有正確的權力觀，是不是真正處理好公與私的關系，十分重要。黨員領導干部要從源頭上牢固樹立正確權力觀，切實處理好公和私、情和法、權和法的關系，時刻要對手中的權力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真正做到為民用權。

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心得體會(二)

共產黨員怎樣做到講道德、有品行，做合格黨員。第一，共產黨員應當具備怎樣的道德品行。我們的道德品行既有來自歷史文化傳統之中的內容，也有共產黨人自己的創造。第二，講道德、有品行的時代意義。即在當下，為什么特別需要講道德、有品行。第三，從宏觀上看如何做到講道德、有品行。當然，真正成為一個合格的黨員，不是僅僅聽我們講課就能夠實現的，而是需要各位黨員領導干部在實踐中一點一滴地積累。

共產黨人的道德品行既繼承了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精髓，又有共產黨人的不斷創新。

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在幾千年的歷史中，中華民族形成了比較完善、比較成體系的道德要求，集中體現在儒家學說中。比如，《中庸》中強調“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這里的道，不僅僅是道德的意思，它包括兩方面含義：一是指天下的運行之道，也可以簡單地理解為國家治理的道，這個“道”不是“道德修養”的“道”;二是儒家君子個人應該恪守的道，主要是指道德修養。因此，道在任何時候都不能離開君子的身體，不是今天在這里遵守這個行為準則，明天在那里就能不遵守這個行為準則;人多的時候做一套，沒有人的時候又是另外一套。這樣是不行的，這樣就不可能有你自己的道。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因為“道不可須臾離也”，所以君子特別害怕在別人看不見、聽不見的地方一言一行不符合道的要求。那么，要體現道，關鍵是要在“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這樣細小的、看不見的地方體現。

從這點上我們能看出，中國儒家傳統非常強調個人內心的道德修養，而不僅是外界的約束。《大學》中講：&ld

quo;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也就是說，一個人關鍵是要堅守本心，不能自欺欺人。有些東西不是做給別人看的，關鍵自己要知道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確，要做對的事情。比如，每個人都不喜歡難聞的氣味，而喜歡漂亮的東西，這是人的天性。但是對于道來說，如果我們像追求天性一樣去對待它，而不是把它當作一種外在負擔的任務，就是不對的。不能像“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君子要求自己在任何時候都一樣，而小人則不同，小人在一個人時喜歡干點壞事，但當他見了君子，他就怕別人看到他壞的地方，于是把壞的地方掩蓋住，突出他自己的優點，而這優點可能是偽裝的優點。《大學》中指出：“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也就是說，做壞事，外人不一定能夠看出來，可是歸根結底自己做了壞事是騙不了自己的。所以，最根本的不在于外在如何，而在于要誠于中，內心要有道，這樣才能形于外。

中國儒家傳統對道德的修養有一個特點與西方是不一樣的。西方強調法治文化，也就是所謂的制度，個人只要不干壞事就可以，而在法律所禁止的壞事之外干什么都可以;中國不一樣，中國強調個人的行為規范不是依靠外在的東西去約束，中國的文化傳統更強調個人的內在，強調如何形成一套自己認同的價值理念，強調自我約束。但同時，也不要把中國和西方對立起來，好像西方強調用制度來管人，中國只強調用道德來管人;西方強調不要讓人干壞事，中國強調讓大家都成為圣人，這樣對立是不正確的。西方雖然更多地強調法治，但同樣也有道德。比如，西方有基督教文化，有各種各樣的道德要求等;而中國雖然更加重視道德，但同樣也有法律文化的存在，也有很多制度來約束上至天子、下至民百姓的每一個人。中西方的區別主要在于量上的不同：中國更強調個人的道德，西方更強調外在的制度約束。因此，不要總是把中國和西方割裂起來去看。這是儒家道德修養的一個特點。

儒家的很多理論家也就這一問題進行過闡述。孟子曾說過：“養心莫善于寡欲。”任何時候自己的內心是最重要的。曾國藩在總結一生的處世經驗時寫了著名的“日課四條”，即慎獨、主敬、求仁、勞。慎獨是根本，其他三條是枝葉。《曾國藩遺囑》有句話是“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可以看出，用一個詞來歸納儒家道德修養的核心要求就是慎獨，慎獨是一個人自己要知道什么是對，什么是錯，有一套完善的價值體系，有一個牢固的信念，同時要自我約束，時時刻刻都做自己認為對的事。

楊震卻金的故事就能很好地展現這種儒家傳統。楊震是東漢時期的官員，字伯起，東漢弘農郡人，曾任荊州刺史、東萊太守。在他調任東萊太守路經昌邑時，昌邑令王密為答謝楊震知遇推薦之恩，深夜以10斤黃金相送。楊震看到黃金很生氣，他說：“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意思是說，我之所以把你舉薦給朝廷，讓你為官，是因為我知道你的品行，認為你可以擔當重任，所以是“故人知君”，故人就是指楊震自己，但王密卻是“君不知故人”。隨后王密說：“暮夜無知者。”意思是晚上也沒有人知道，就收下黃金吧。楊震又說：“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王密聽后非常羞愧地走了。楊震是在強調，你送我十斤黃金，兩個人都是在做壞事，既然兩人都知道這是在做壞事，怎么能說沒有人知道呢?這就體現了真正的儒家君子對自身道德的要求，在沒有人知道的情況下，也要始終按照自己的道德操守來做事，要做自己認為是對的事。

但現在很多影視劇所表現出來的，完全不是楊震說這句話的含義。楊震說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所要表現的是已經有很多人知道了，怎么還能做壞事呢;而現在影視劇中表達的含義卻是只有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再沒別人知道，就可以隨意做壞事，包括行賄受賄等，這其實是諷刺。因為天知，神知，我知，子知這句話關鍵是在強調有人知道這件事，我們不能再去做壞事，而不是說沒人知道，我們可以隨意做壞事。

那么，儒家為什么如此強調道德修養呢?因為它不僅是對于君子個人而言，更重要的是它對儒家治國的重要性。個人的道德修養是儒家治國之道的起點和基礎，儒家的國家治理理念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天下”。一個人先要修身，養成良好的道德修養才能齊家;只有管好自己的家庭、家族，讓自己的家庭、家族能夠按照禮法運作，他才能去治理國家;最后，不論是作為皇帝還是作為大臣，只有治理好國家，最終才能夠天下。這里的天下不是定天下的意思，而是一個使動動詞，叫做“使天下和”，可以把它理解成建設*和諧社會，和諧就是使天下和。

儒家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天下，強調個人的道德修養對治國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與中國的國家起源有關系。國家從哪里來?國家從家里來。因此，治家之道和治國之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從歷史上看，對于西方來說，先有氏族，氏族還是血緣關系;后來氏族變成部落，部落就是地緣了;部落又變成部落聯盟;部落聯盟最后成為國家。但是中國不同，中國先有家庭，家庭慢慢發展變成氏族，氏族通過分封制將子孫分封到全國各地，構建起了國家體制。這在《史記?五帝本紀》《史記?周本紀》中都有比較詳細的記載，比如黃帝分封了自己的25個子女到中原大地成立國家，這些國家又都聽他的。最典型的是西周，西周實行宗法制，西周分封了800多個諸侯，據統計，這些諸侯中有600多個都是姬姓諸侯，是西周王室的后代。也是通過這樣的分封方式，把一個家庭的結構布散到了整個中原大地上，甚至跨到了長江流域，形成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因此，中國早期的國家治理和家庭治理、家族治理是一致的。西周依靠宗法制來治理國家，宗法制說白了就是家法。雖然后來又發展出了更多更新的治理國家的制度，但總體上并沒有脫離依靠皇帝個人的人生關系來治理國家。所以我們強調治家、治國是一致的，也就是說要用個人的道德修養來治理整個國家。

另一方面，古代儒家傳統強調個人的道德修養，也在于約束、規范個人權力，古代主要依靠個人的道德修養。在中國古代，約束、規范皇帝、大臣的權力主要依靠個人的道德修養。因為我國古代是君主專制，君權至高無上。從理論上講，限制皇權的是上天，也就是“君權神授”，皇帝的權力要受上天的制約;但實際上，皇權在制度上是不受限制的，中國古代不像現在這樣有選舉、人大等方方面面的限制。皇帝生下來就是皇子，成為皇上之后在權力上就不受限制了。

既然皇帝在外在上不受限制，那就只能讓他在內在上受到限制，這就是個人的道德修養。在古代，皇子們從小就受到非常嚴格的教育，這種嚴格并不是簡單寬泛的道德標準，而是已經嚴格到規定幾點起床、幾點吃飯、何時娶親、何時生皇子等方方面面，希望通過這種嚴格的規范形成皇帝內在的嚴格的道德修養、道德操守，以此來約束皇權。

總的來說，這種約束皇權的方式在古代有效果，可效果卻不是很好，但除此之外又沒有其他別的方法。所以，我們要從這樣的角度來理解儒家傳統對個人道德修養的強調。

今天，共產黨人也非常強調個人的道德修養和黨性修養。

中國共產黨人的道德修養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道德體系。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力倡共產黨人要自省、自重、自律、自覺地改造世界觀。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共產黨員都要嚴格自律，毫不懈怠，做堂堂正正的君子，使自己仰頭無愧于黨，俯首無愧于民。劉少奇同樣主張把“慎獨”作為共產黨人修養的方法加以運用。他指出，共產黨人即使在他個人獨立工作、無人監督、有做各種壞事的可能的時候，他能夠“慎獨”，不做任何壞事。

周恩來在這一方面也有很典型的道德修養。他生前為自己的家人親屬定了“十不準”，包括晚輩不準丟下工作專程來看他;來者一律住招待所等等。“十不準”既是周恩來對親屬的要求，更是他自己嚴格自律的真實寫照。

以上我們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道德修養、黨性修養與中國儒家傳統道德修養的繼承關系。還應該注意到，中國共產黨人的道德修養和黨性修養并不是完全照搬古代，中國共產黨人的道德修養與古代傳統道德還有本質的不同。這種不同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道”的不同。儒家的“道”最核心的是八個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強調的是等級制、宗法制。對于儒家的君子來說，要按照等級制、宗法制的要求做各種事。但是中國共產黨人則不一樣，*中有一個叫等，我們追求的是等，每一個人都是等的。所以現在絕對不能按照儒家道德標準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來管理。儒家有句話叫“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說作為儒家君子，不需要給老百姓或是農夫行禮;但是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則不能這樣，中國共產黨人強調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是我們在道德修養上與古代很大的不同。

中國共產黨人的道德修養在內容上有對中國儒家傳統的繼承，但更多的則是我們有自己的內容，有從馬克思主義這延伸下來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