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不是在“術”的狹隘的范圍內理解企業文化，那么東西方的企業文化在“道”的層面上應該是和而不同、多元共融的。東西方的共融、傳統與現代的共融、科技與人文的共融、多元文化的融合、“體”與“用”的融合，是21世紀全球企業文化發展不可逆轉的大勢。21世紀的中國人將以科學的指導來檢閱本土的、西方的、世界其他的企業文化，加以取舍和改造，構建起新的有的企業文化體系。這一體系將以開放、創新、兼容、為其特點。

一、克服與西方企業文化交往的盲目性

　　構建完善具有的企業文化體系，我們應以什么樣的企業文化自覺應對西方企業文化呢?

　　一是克服兩種與西方企業文化交往上的盲目性。其一盲目性有兩種表現：

　　一種表現是不能以客觀的、冷靜的態度去分析、汲取西方企業文化中那些優秀的東西。眾所周知，同中國的企業文化一樣，西方企業文化也源遠流長，它有多姿的流派和多彩的內涵，當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企業文化的成就及發展中的創新，都值得我們認真地去研究、借鑒、消化。21世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將是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沒有企業文化建設，企業文化建設中沒有全面、正確的攝取西方優秀企業文化養分，要完成這一復興事業，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種表現是容易偏愛西方學者對西方企業文化所作的批判，容易偏愛西方學者對中國企業文化的偏愛。以此情感的支配，我們可以為自己排斥西方優秀企業文化找到論據，西方的學者、企業家、管理學家確曾不間斷的批判西方企業文化，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之后以及朝鮮戰爭、越戰及“9·11”之后，使西方許多有識之士對西方文明產生破滅感。與此同時，他們在反思、批判自身時又將希望寄托于中國文明。但是，他們的反思是在西方條件下，在已經達到很高發展水準的文明與企業文化臺上，對自身企業文化的一種反思，是一種企業文化調節的機制。同時，他們基于對中國企業文化的浮光掠影，容易將中國的企業文化虛化為一種夢幻的美，并將其作為自己上的理想模式。這是一種誤讀，中國的企業文化家如果以訛傳訛、人云亦云地拒絕吸收西方優秀企業文化，或者忽視對自身企業文化劣質內容的冷峻審視，結果將會阻礙中國企業文化的建設。

　　其二盲目性表現是盲目地、不加分析地崇拜西方企業文化。崇洋是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文化理念，甚至積淀為一種民族情緒和民族基因。是一種在西方強勢企業文化面前失去方向、失去自信和自主。顯然，信守著這種崇洋的企業文化心態是無法進行企業文化建設的。

二、克服與傳統企業文化對接的盲目性

　　我們又應該以什么樣的企業文化自覺對待自己的傳統企業文化呢?

　　同我們所倡導的企業文化自覺相對立的，也有兩種盲目性。

　　一種是對中國所固有的傳統企業文化采取虛無主義的心態。

　　在追溯考察中國傳統企業文化的源流時，由于受自己思維和眼界的局限，往往對中國源遠流長的企業文化、商旅文化傳統視而不見，或不敢下結論。起點上限是建國后，對建國前的經濟管理、企業文化傳統存而不論。而對臺、港、澳的企業文化建設更是視而不見，缺乏認知和研究。這樣對中國企業文化的研究就受到研究者本身視界的限制，由朱亞非主編的《風雨域外行——探尋古代中國人走向世界的足跡》，就列出了自先秦至清代23次大規模的向域外拓展的政治、外交、文化、經濟活動。說明古代中國人的足跡遍布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中國文明更成為世界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古代企業文化是中國新企業文化的源流，中國企業文化是世界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另一種是對中國固有的傳統企業文化的過分張揚，甚至以這種張揚為手段，去應對西方企業文化的強勢入侵。

　　傳統企業文化適應傳統社會的政治、經濟形態，曾做出過重要貢獻，至今還作為企業文化資源，在構建新的企業文化體系中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元素。但是以儒學為主體和基礎的傳統的企業文化從根本上說，是適應農耕文明、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準政治、泛倫理組織時代的文化，至今已落伍了兩個階梯。在西方文明的沖擊下已遭遇了結構性、體系性的毀滅，無力再進行適應性變革，其整體的僵化性體系，負面的惡質的企業文化成為至今束縛人們和行為的桎梏。倡導儒學第三次復興的專家、學者如杜維明先生、余英時先生，以儒學道統自命，試圖復興儒學的昨日輝煌。但是，至今未見明顯成效。新的企業文化體系是以現代終極價值理性為主導的體系，對待傳統企業文化應在破碎其體系的前提下，將傳統企業文化中的若干部件、若干元素分離出來，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己達人”、“普遍和諧”、“內在超越”、“內圣外王”、“天人合一”等理念，加以時代性、社會性改造，成為構建新企業文化體系的有益養分。

三、構建開放的企業文化安全戰略

　　在西方強大的工業文明和傳媒帝國的(未必是先進文化)擠壓下，其他文明(未必不是先進文化)都面臨著被邊緣化的危險。西方企業文化借助經濟全球化浪潮，加上大眾傳媒與網絡的發達，容易造成強勢企業文化乘虛而入。在西方快節奏、多姿彩形式的后面，是西方企業文化的內涵，其中包含有大量的企業文化的劣質內容。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企業文化霸權主義，有遠見、有作為的各國政府和有識之士、專家、學者、經濟界以民族企業文化自覺，起而捍衛本民族企業文化的純潔性，免遭再次淪為西方的企業文化附庸和企業文化殖民地。基于此，2001年在北京航天城召開的“全國中青年企業文化學者論壇會”上，我提出了“構建國家企業文化安全防御體系”、“實施國家企業文化安全戰略”的論斷。文化全球化是伴隨經濟全球化而來的資本掠奪的一種新的當代形態。企業文化生存狀態積淀著一個民族和國家經濟以往的全部文化創造和文明成果，蘊涵著它走向未來的一切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基因，是生存和發展的全部價值與合理性之所在。因此，一旦這種企業文化遭遇威脅和侵略，則必然要給民族和國家經濟帶來深刻的文化危機和經濟安全危機。這一得到了業界的熱烈回應，引起了高層領導的高度重視。

　　我提出的企業文化安全戰略是一種開放的文化機制，不是盲目排外，拒絕吸收西方先進企業文化和世界一切優秀企業文化的保守戰略，而是以包容、大度、高遠為特征，以從容、超邁的氣度積極應對西方企業文化的挑戰。今日中國是一個擺脫了積貧積弱、有30年改革成果和資源的積累，一個正在和崛起，一個在國際事務中勇于負責，一個倡導和諧社會、和諧世界，一個賦予自主創新于國家意志，一個在太空探索等高科技尖端領域占有重要地位的泱泱大國。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我們已經擺脫了曾經作為弱勢民族的屈辱文化心理。中國的企業家、企業文化學家必須以全球化的視野與世界企業文化等對話和交流，既堅持企業文化的拿來主義，堅持引進西風，融化新知，為我所用，又堅持企業文化的送去主義，文明對話，在世界企業文化的百花園中獨樹一幟，共發芬芳，共催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