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之一:政府轉型的基本趨勢是公共服務職能不斷發展并成職能

一般來說，世界各國都經歷了政府轉型過程。在市場經濟國家，早期的政府職能范圍非常有限，基本定位在“守夜人”的角色，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承擔了調解社會經濟供求關系職能。隨著19?2世紀初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頻繁爆發，“市場失靈”的問題受到普遍重視，這些國家的政府逐步擴大了宏觀調控、調解收入分配、維護公競爭以及解決信息不對稱等問題的職能。196年代中期以后，經濟滯脹問題凸現，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大規模干預經濟帶來的“政府失靈”問題成為新的焦點，結果引發了國有經濟私有化的浪潮，并突破了一些傳統上被認為屬于自然壟斷的領域，如電力、電信行業等。至此，這些國家的政府職能重點轉向公共服務領域并趨于穩定，反映在公共支出結構上，轉移性支出以及有關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福利性支出成為主體部分。

從市場經濟國家政府轉型的簡要描述中可以看出，政府轉型的基本趨勢是公共服務職能不斷發展并成職能。而政府轉型的核心是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政府和市場能夠有效克服自身的缺陷，發揮彼此不能或難以相互替代的功能，實現政府與市場功能的良性互動。這是現代公共服務體系賴以形成的基本前提和制度基礎。

與市場經濟國家政府轉型的過程相比，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國家的政府轉型盡管在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表現出共性，但轉型的起點和走向則呈現出不同的軌跡。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全面控制經濟運行，政府轉型所面臨的初始問題是“政府失靈”而不是“市場失靈”問題。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轉型是由不干預市場運行，到通過擴大公共服務來調整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而計劃經濟國家的政府轉型則是通過縮小政府干預經濟的范圍，在培育和發展市場的同時，向主要提供公共服務轉變。這樣，在政府轉型過程中往往會出現不同的“矯枉過正”情形，市場經濟國家更有可能發生政府“干預過度”的問題，計劃經濟國家可能產生“市場扭曲”的問題。

就我國的情況來說，經過3年的改革開放，盡管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形成，但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方面，政府職能的“越位”、“缺位”、“錯位”現象依然存在。從政府的公共支出結構看，經濟建設仍然占有主導性地位，成為制約公共服務供給的重要因素。從經濟運行狀況看，行政性壟斷的廣泛存在，既導致了不公競爭，也抑制了市場活力，增加了社會公共服務成本。從體制方面看，政府在許多領域依然承擔著決策者、生產者、監控者等多種角色，集裁判員與運動員于一身，制約了政府職能向公共服務轉型的進程。理念之二:必須把維護公正義作為基本價值取向

公正義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基本價值取向，是堅持“以人為本”發展觀的重要體現。因此，在建設公共服務體系和和諧社會過程中，政府轉型必須把維護公正義作為基本價值取向。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國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效率優先、兼顧公”曾經被作為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則提出，年來開始受到不少質疑。對此應該作具體分析。一是要考慮到改革的初始背景是分配領域中的均主義窒息了社會活力，而且均主義只強調結果均等，否認不同個人、群體的貢獻，實際上是不公的。二是當時提出的效率與公具有不同指向，效率是與市場資源配置機制相聯系的，選擇了市場也就選擇了效率;而“兼顧公”主要是為避免因市場效率引致分配結果差距過大，其內涵與今天我們一般說的社會公正義有很大不同。三是當時改革主要是在經濟領域，政府轉型主要在微觀“搞活”經濟方面，分配差距過大以及其他社會公缺失問題還沒有充分顯現。因此，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與當初的改革原則本身沒有必然聯系，但由于政府轉型相對滯后以及實踐中存在對改革原則的扭曲或片面理解，致使人們在公與效率問題上產生了較大的分歧。

根據改革進程的深化與社會認識水的提高，應該說，社會發展中的公與效率問題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問題，選擇的側重只是隨著主要矛盾的變化才出現的，最終則是要實現二者的衡，從而推動社會進步與和諧。十七大報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反映了黨在公與效率關系上認識的深化。需要明確的是，政府與市場的功能是不同的。市場運行必然以效率為取向，這是市場機制的本質屬性;市場運行也要求公(競爭規則、秩序的公)，但市場本身并不能完全提供這種公。政府雖然在促進社會經濟效率方面有重要作用，但這種作用主要是通過市場環境的改善而間接實現的，不是政府直接追求微觀效率。政府在價值取向上必須堅持維護社會公與正義，這是政府作為公共權力受托者的本質屬性。3年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不是源于政府堅持了“效率”原則，而是在于政府放棄了直接追求效率，把效率機制交給了市場，逐步把工作重心轉移到改善市場環境、促進公競爭等方面。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市場提供效率，政府維護公正義，應該是我國市場深化改革和政府轉型的基本價值取向。理念之三:從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社會管理型政府轉變傳統計劃經濟的基本理念是將公共利益、公共所有、公共管理等同起來，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控制經濟社會的唯一主體;同時，由于否定市場，市場也就不在公共利益的考慮之中。雖然我國目前已經基本形成了市場經濟體制，但傳統體制及其理念的慣性依然存在，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政府功能的科學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