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鄉村醫生待遇最新消息,鄉村醫生養老及待遇會上漲嗎

案由：鄉村醫生(簡稱村醫)是植根廣大農村基層的衛生工作者，是3級醫療衛生網的網底，發揮著健康守門人的作用。但是目前村醫隊伍正在萎縮，特別是邊遠山區有房無人的現象很普遍。主要原因是村醫收入不衡，邊遠山區偏低；鄉村醫生身份特殊，老無所養；鄉村醫生技術力量薄弱，醫療設備不完善，等等。

背景：2010年11月，我省在村衛生室實施基本藥物制度和一般診療費制度。村醫收入主要來源于財政定額補助(目前貧困村每人每月500元，非貧困村450元)、一般診療費、基本公共衛生補助和基本藥物補助4大塊。對3000人的村委會，村醫均每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人口比較集中的還更高。而對400人的村委會，村醫均每月收入不足800元，同時邊遠山區地廣人稀，工作開展難度大，難以招到和留住鄉村醫生。

建議：上級教育和衛生部門加大力度針對缺少鄉村醫生的問題，進行免費農村醫學中專生定向培養，讓缺少鄉村醫生的山區盡快補上，讓壩區鄉村醫生有競爭意識，提高管理的依從性，更加規范鄉村醫生的服務；在定額補助、公共衛生服務補助方面向人員稀少邊遠的村衛生室明顯傾斜，提高他們收入，縮小鄉村醫生收入差距；頂層設計出臺政策解決鄉村醫生老有所養問題；為村衛生室開展工作創造良好的硬件環境，并加大對村衛生室人員的培訓力度。

做了45年鄉村醫生的徐玉倫，年過七旬卻開始為自己的養老問題犯愁。像徐玉倫這樣的鄉村醫生全國還有102萬人，大都年過半百，是時候考慮他們的養老問題了。

“苦我吃了，貢獻也做了，該說的我一定要說。說不說是我的事，辦不辦是你的事。”幾年來，泰安市東縣戴廟鄉中金山村70歲的鄉村醫生徐玉倫一直想找個合適的渠道，說說鄉村醫生的待遇和養老問題。

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河南村醫馬文芳議案解決鄉村醫生的待遇和養老問題，這讓徐玉倫重新燃起希望。

春節前一連26天，60歲的馬文芳乘坐長途汽車、公交車行走于河南、山東、湖南三省的100個自然村，共走訪了100位鄉村診所醫生，其中就包括徐玉倫。

脫離鄉村醫生這個隊伍，就是徹底的農民了

徐玉倫的衛生所，鄰主街，沒有掛牌子，甚至連一個標志性的紅“+”字都沒有。

“村里人都知道，不用掛牌子。”房子是年新建的，錢是由徐玉倫的子女湊的。“以前的房子成危房了，在山上，村民去找我看病也不方便。”徐玉倫說。

房子從外面看上去還比較“場面”，堂屋三間，西側房屋是儲藏室，里面堆放著一些農具，還有一個鐵皮的糧囤，算是最值錢的“家底”了;東側兩間房，一間是廚房，一間是臥室，沒有客廳。

臨街的兩間東屋，就是徐玉倫的診所了，藥架上擺滿了藥，桌子上堆放著一些醫學書籍。墻角處堆放著幾十塊煤球，“天冷的時候才點爐子，防止藥凍了，失效了就麻煩了。”

診所的墻壁上掛著“新農合定點醫療”的牌子。

時，他的診所門是關著的，“一天來不了幾個人，我不能老在這里靠著，地里有活的時候還是得下地干活，有人生病了就到地里去叫我。”

看到記者嘴上長泡，徐玉倫說：“你這是上火。”說著，從藥架上找出一盒藥，倒上水讓記者服用。

“你看到了吧，你來這么長時間了，一個來看病的都沒有。”徐玉倫拿出一盒藥，“這一盒藥好幾塊錢，只有1毛錢的利。我還不收診斷費。”

徐玉倫說，有時候他一天接不到一個病號，也有可能一天來兩三個，“一個月也就100多塊錢的收入。”為維持生計，他還要下地，靠3畝地種植小麥、棉花和南瓜生活。

“還真不如開個小賣部，至少不用承擔如此高的風險啊。”但他舍不得就這樣把自己一輩子的“手藝”丟了。

當然，有更多的人不想脫離鄉村醫生這個隊伍，否則，就是徹底的農民了，他們之所以一直在堅持，是希望有朝一日國家能夠給“鄉村醫生”一個說法。

徐玉倫一直在等待一個消息：“第10235號議案立案沒有?上面有沒有什么答復?啥時候給答復?”

他清楚地記得，3月3日下午3點10分，北京的一個記者給他打過一個電話，詢問行醫的收入情況、種地的情況等，他知道，這應該是馬文芳在兩會上議案的功勞。

今年春節前，馬文芳曾找到他，調查關于鄉村醫生的現狀。

馬文芳是一位名人。他是河南省通許縣大崗李鄉蘇劉莊村村民、鄉村醫生，行醫42年。

馬文芳頭上的光環很多：全國勞模、全國優秀鄉醫、全國健康衛士楷模、2008年北京奧運會火炬手、感動中原人物，曾受到胡錦濤*和溫家寶總理的接見……

但是，最讓馬文芳感到自豪和管用的還是“全國人大代表”的頭銜。今年的全國兩會，他已經是第四次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呼吁關注鄉村醫生的待遇和養老問題了。

以前的3次呼吁都沒有引起重視，他認為是“很多人不了解這個群體”。

于是，今年春節前，他自費對鄉村醫生進行了走訪和抽樣調查。

調查結果讓馬文芳憂心忡忡，“在調查的100個鄉村醫生中，年齡最大的78歲，最小的53歲，均年齡63.14歲;行醫時間最長的60年，最短的31年，均43.6年;月收入最高的1000元，最低的50元，均月收入342.7元;身體健康的84人，有各種疾病的16人。”

“鄉村醫生隊伍后繼乏人，農村三級衛生服務網絡正面臨著‘人走網破’的威脅。”馬文芳直言，而這些衛生所還要擔負著公共衛生服務，擔負著村民的健康管理。

今年33歲的褚衍棟，從棗莊市衛校畢業后，一直在家鄉的衛生室一邊行醫一邊種地，他曾告訴馬文芳，“每年收入四五百塊錢，養老也沒有保障，不想再干了!”

據統計，目前全國鄉村醫生共有102萬人，擔負著農村防疫、醫療、保健、協助重大公共衛生事件處理等工作。

馬文芳的議案，受到了很多鄉村醫生的關注，這其中就包括行醫45年的徐玉倫。

“議案提交后得三個月之后才給答復。”馬文芳告訴本報記者。也許，沒有人比他更想知道答案了。

“赤腳醫生”在農村曾很有面子

徐玉倫入行行醫，其實很偶然。

“當時整個大隊1000多號人，就兩個衛生員，一個70多歲了，一個年輕的業務還不是很熟練，根本不夠用啊。”

1966年，初中畢業的徐玉倫被推薦去衛生院。整個大隊當時也只有5個初中畢業生，這已經算是高文憑了。徐玉倫也有去參軍的機會，但他放棄了，“我覺得還是在農村鍛煉好。”

有資料顯示，1965年，中國有140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高級醫務人員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10%在農村，醫療經費的投入農村只占25%。

1965年6月26日，時任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將這組數字匯報給毛澤東后，毛澤東震怒了：“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毛澤東指示：“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

根據毛澤東的進一步指示，普及農村醫療衛生工作在全國迅速展開，一個“半農半醫”的群體由此迅速崛起。

徐玉倫正是那個時代的產物，經過幾次培訓之后，他開始背起藥箱為群眾看病。

而“赤腳醫生”則是農民自發叫起來的，因為南方的農村都是水田，只能赤腳下田，所以赤腳就是勞動的意思，“赤腳醫生”就是既要勞動也要行醫。

“那時候掙工分，一個月有多少天，我們就會拿多少天的工分。哪怕是大年初一，有人生病了，過

來叫，也得去。”那時候也沒有“加班”的說法，徐玉倫曾經一晚上被叫起來七八次，“我都不敢脫衣服睡覺。”

“新中國成立初期，瘧疾、麻疹、天花等傳染病流行。”徐玉倫天天提著壺、端著碗、拿著藥，挨家挨戶去送藥。“看到藥咽到肚子里了才走。”

瘧疾的根源是蚊子，徐玉倫回憶說，當時他在村里村外逐個水井、地窖、山洞熏滅蚊子。“現在，這些傳染病都沒有了，你說說是誰的功勞?”

辛苦雖辛苦，可是徐玉倫覺得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

那時候，“赤腳醫生”在農村是“很有面子”的崗位，村民對“赤腳醫生”十分尊重，醫生在村里的地位很高，甚至要超過村干部。誰家來了客人請“赤腳醫生”去作陪，客人和主人都會覺得是件很榮耀的事。

1968年9月，當時中國最具有政治影響力的《紅旗》雜志發表了一篇題為《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報》刊載，毛澤東在當天的《人民日報》上批示“赤腳醫生就是好”。隨后《文匯報》等各大報刊紛紛轉載。“赤腳醫生”的名稱走向了全國。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赤腳醫生”手冊》的發行量僅次于“毛選”。

1985年初，衛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腳醫生”這一稱呼的決定，原來的“赤腳醫生”要進行考核，合格的將被認定為鄉村醫生，取得從醫資格后可以繼續行醫。“赤腳醫生”的歷史至此也就結束了。

當時，徐玉倫所在的村子里共有三名“赤腳醫生”，通過了考核之后，分道揚鑣，自謀生路。

“孿生兄弟”的不同命運

徐玉倫提起同村的王興勤、李守枝和方芝蘭(音)，語氣酸酸的，“他們比我小，早早就退休了，現在挺舒服，時散步、打牌，很悠閑，每個月領著將3000元的退休金。”

他口中的這三個人，都是當年的民辦教師，和“赤腳醫生”一樣，都是我國在一定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多年來一直享受同等待遇，有人稱之為“孿生兄弟”。

1979年10月，國務院決定將全國136個邊境縣的8萬余名中小

學民辦教師轉為公辦教師，揭開了黨和政府妥善解決民辦教師問題的序幕。

1994年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國務院明確提出，“爭取到本世紀末基本解決民辦教師問題”。解決民辦教師問題從此有了歷史性的轉折。

1999年至2000年，全國有25萬民辦教師轉為公辦教師，民辦教師逐漸退出講臺。

民辦教師問題的解決，讓鄉村醫生感受到了不公和冷落。

同為“孿生兄弟”，境遇為何如此懸殊?

一位曾經的民辦教師認為，很多鄉村醫生沒有考慮或者有意回避一個問題：“包產到戶后，赤腳醫生轉變成鄉村醫生，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身份已經悄悄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與民辦教師不同，鄉村醫生已經‘市場化’了，靠‘手藝’來養活自己，而且有個別醫生賺得還不少。而民辦教師呢?不可能靠收孩子的學費來養活自己吧?”

“大家各干各的，掙一塊花一塊，掙不到就只能靠地里刨食。”徐玉倫也說，為了多賺錢，有個別的鄉村醫生也變了味，“啥病都能看，啥病都有‘祖傳秘方’，開始學會忽悠人了。”

但是，鄉村醫生依然承擔著很多公共衛生服務的職能。2003年，非典期間，戴廟鄉醫院召集開會，徐玉倫接到了一個任務：為回鄉務工人員測量體溫。

“當時鄉醫院只給了一件白大褂，一個口罩，如果傳染的話，首先是我，但是人命關天。”徐玉倫沒有退卻，因為他認為這是他的職責。

徐玉倫忙了三個月，非典結束后，他去醫院要錢，醫院讓他去村委會要，村委會則稱沒有這方面的開支，結果他沒有得到一分錢的酬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時候他們防瘧疾、滅蚊子還有工分，現在遇到了類似的情況，徐玉倫卻不知道該找誰要錢。

去年9月份，徐玉倫寫了一份《干了一輩子農村醫生老來無人管》的文章，“寫好之后我專門找了個大學生看了看，內容沒犯什么錯誤吧，犯錯誤的事情我不干。”他把這篇文章郵寄到北京一家報社，卻如泥牛入海。

從2008年開始，戴廟鄉的一些老鄉村醫生就推薦他為代表，為大家奔走呼吁養老問題。

他不想被戴上“越級上訪”的帽子，因此從鄉醫院開始，縣、市、省衛生部門逐級反映。

“苦我吃了，貢獻也做了，該說的我一定要說。說不說是我的事，辦不辦是你的事。”他說話很大膽，但是他辦事很謹慎，擔心犯錯誤毀了自己一輩子的清白。

馬文芳的出現讓徐玉倫看到了希望。馬文芳認為，要解決鄉村醫生的后顧之憂，國家應盡快出臺鄉村醫生養老保險指導意見，明確鄉村醫生身份，將鄉村醫生的人事關系納入鄉鎮衛生院管理，提供一定工作經費和人員工資，保障工作人員基本生活。同時逐步建立鄉村醫生養老保險、聘用與退休制度，切實解決鄉村醫生老有所養的問題，這樣才能筑牢農村三級衛生服務網絡的網底。

今年4月初，有媒體報道，山東省政府將采取以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多渠道加大對鄉村醫生的補助力度，安排一定比例的基礎公共衛生服務工作由村衛生室承擔，對所需經費，按照政府購買服務、績效考核、以考定補的原則，從基本公共衛生服務人均經費中按不超過30%的比例統籌安排。

去年11月份，徐玉倫去了一趟北京，去找他的一位初中同學，目的就是看看這位同學能不能幫他解決老有所養的問題，“以前的同學都比他混得強”，徐玉倫的老伴插了一句。

那是他第一次去北京，經過天安門時，他駐足，盯著毛*像，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輕時背著藥箱，意氣風發地走在鄉間小路上，村民們熱情地揮著手向他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