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月均消費占其全部收入的65.9%，消費支出基本都是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開支，很多人除了給家里寄些錢之外沒有任何儲蓄，成為名副其實的‘月光族’。”“應積極借鑒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已有的集體協商經驗和做法，創造等協商談判的法律環境，是建立職工工資增長機制、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必然選擇。”兩會期間，委員、代表們關注農民工工資，建議提高深圳最低工資標準，并呼吁盡快完成《深圳市集體協商條例》立法，為在經濟新常態下如何保持勞動關系的穩和諧“支招”。

分配機制是勞資爭議深層次原因

“2012年起，伴隨著我市經濟結構調整、關停并轉低端制造業企業的過程，集體勞資爭議也持續上升。勞動者的訴求包括經濟補償金、加班費的計算和支付、社會保險和公積金的繳交等。”王鴻利委員在會上說，“其深層次的原因應該是勞動者在訴不合理的社會財富分配機制，在求有尊嚴的體面勞動。”

自2005年廣東省出現缺工現象以來，幾年勞動用工大省浙江、江蘇、上海、福建等地也陸續出現用工荒現象。2010年全國各地紛紛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企業也紛紛提高工資和福利待遇留住員工。由此可見，“劉易斯第一拐點”的到來，促使農民工工資的提升和農民工權利意識的覺醒，這是勞動力市場變化的必然結果。

盡管各地每年都在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但在農民工目前的低工資模式下，他們所面臨的問題是無法形成一個與經濟增長正相關的消費能力。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月均消費占其全部收入的65.9%，其中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開支占總消費支出的79%。他們中43.1%的人除了給家里寄些錢之外沒有任何儲蓄，是名副其實的“月光族”。

深圳最低工資標準應提高

據了解，目前深圳最低工資標準為每月2030元。王鴻利委員認為，國際上通行的最低工資標準，一般是社會均工資的40%~60%，按照2004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修改頒布的《企業最低工資規定》，最低工資的確定可采取比例法、居民恩格爾系數法、比重法等幾種方法，其中比例法即明確規定為社會均工資的40%~60%。，我市社工資為6054元，按比例法簡單計算，最低工資標準應在2421元至3632元之間，我市目前最低工資標準低于此范圍。他說：“在制定最低工資標準時，應打破過于偏重企業經濟成本核算，忽視員工社會成長成本的現狀。最低工資是一個導向性指標，具有標桿性質，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可以促使各個層級的工資水得到相應提升，從而真正建立起一線產業工人的工資正常增長機制。”

王同信委員說：“深圳現在不僅缺技工，普工也缺，工資已經沒有什么優勢。可是有的企業主說我想給工人漲一點工資，但隔壁那個生產同類產品的廠，就是按照最低工資標準來發放工資的，我漲工資的話人工成本就比別人高啊。因此，政府應該提高全市最低工資標準。”

應盡快完成《深圳市集體協商條例》立法

王鴻利委員說，資強勞弱是市場經濟體系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因此必需用法律和制度保障勞資力量的衡。建議借鑒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已有的集體協商經驗和做法，在制度上衡勞資力量，創造等協商談判的法律環境，是建立職工工資增長機制、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必然選擇。同時，應當把集體談判作為社會問題的減壓閥，使勞動爭議通過集體談判解決，避免企業勞動爭議轉變為群體性事件。建議盡快完成《深圳市集體協商條例》的立法。

王軍宏委員也建議盡快完成《深圳市集體協商條例》立法。他認為，深圳現有技術人才286萬，其中高技能人才67萬，高技能人才占比23%，低于全國25%的均水準。根源在于全市工業始終未走出低人力成本的傳統發展模式，外來勞務工普遍在企業薪酬待遇低、工作環境差、缺乏利益協商機制，工會集體協商在多數企業仍然被抵制或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