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底，媒體報道稱，按照國務院安排部署，從去年開始，人社部等方面就加快籌劃新一輪公務員薪酬改革。目前，基本的目標方向已經確定：調整工資結構，擴展晉升空間，建立比較機制，實施配套改革。

　　目前，我國有700多萬公務員，這需要建立一個科學合理的工資制度。如此龐大的群體，進行工資改革，可以說“牽一發動全身”，雖然改革方案還沒有最終出爐，但仍然引發了熱議。

　　從1956年到現在，我國大的工資制度改革一共經歷了四輪，歷次沿革都有其亮點和遺憾。現行公務員工資制度施行于2006年，基本工資由職務工資和級別工資兩項構成，外加工作津貼和生活補貼。

　　當時提出要制定津貼補貼制度，但是對何時出臺沒有時間限制。現在公務員津貼補貼都是各地自行規定，這導致了各地公務員工資差異較大。這是當時公眾熱議的一個焦點。

　　此后七年間，調整公務員工資的建議多次被提及，卻始終沒有切實動作，同時還承受了巨大的輿論壓力，原因在于工資制度的不透明。另一方面，這幾年屢屢出現公務員抱怨工資低的情況，甚至因此辭職。公務員工資制度，陷入了一個各方都不滿意的怪圈。

　　在中國古代，曾經出現過幾次“高薪養廉”的情況，但最終以失敗告終，官員依然貪腐。究其原因，在于沒有一個健全的工資分配制度。

　　而說起現代的“高薪養廉”，不得不提新加坡。然而實際上新加坡公務員的薪水是根據人才市場的價值制定的，低于社會類似職務的員工。

　　在全球清廉指數排名前十國家，公務員工資基本上等于和低于社會均工資水。一般認為，國外成功的經驗，一是法治，二是透明。

　　公務員收入分配需要法治和透明，這應該成為一個共識，也應該是新一輪公務員薪酬改革的一個啟示。

那么，公務員月薪標準到底與社會公眾有什么關系?

　　首先，經濟學家有關“公務員工資是區域經濟消費水準的風向標”的論斷，正是說明公務員工資與公眾消費水 緊密相關，二者之間，公務員月薪標準在引領市場消費中更具有主導性，相對比較被動的社會公眾從公務員每次漲薪中難免感受到：只要公務員一漲薪，物價就會 漲，這已是放四海而皆準的定律。

　　其次，公務員在各自崗位履職中，他們所代表的對象貌似國家機構，實則代表廣大群體利益的社會公眾，并為其提供有償服務。為 公眾服務，公眾理應買單。

　　再次，社會發展成果的普惠對象應該是社會公眾，并非單純意義上的公務員隊伍獨享。在社會發展進步的每一階段，共享發展成果當然存 在一個合理分配的考量。否則，顧此失彼，都有失成果共享的真實含義。

　　正因為公務員月薪標準與社會公眾的關聯因素，談論公務員月薪標準問題，就不得不顧及公眾消費標準，否則沒有任何參考值的討論，真有失現 實針對性。社會公眾，作為每一個公眾個體的我們，從大的范疇分類，從事的社會勞動不外乎腦力和體力，而公務員作為社會精英人士以前者居多。一個地方，當消 費水準有所攀升時，代表從事體力勞動的普通勞動群體薪酬也會隨之增加，這種增加并非勞動力短缺單一方面因素造成，這正是與當地消費水準相互牽連的一個表現 形式。試想：當地的消費水準提高了，生活成本自然提升，普通勞動者的薪酬若不能緊隨其后，這樣就會不利于勞動力市場的持續穩定，同樣也不利于當地的良性循 環發展。

　　所以，公務員漲薪與否，漲多漲少，最具發言權的該是社會公眾，社會公眾的薪酬標準理應成為公務員薪酬標準的晴雨表，而并非總是公務員隊伍 單方的獨白。到了非提薪不可的關鍵點上，相關部門如實曬出公務員公眾薪酬標準單，并邀請社會公眾全程監督，讓一切依照公正、公、陽光的操作程序執行。這 樣做，無論什么時候，公務員漲工資就不會有傷公眾情緒。

　　就加快籌劃新一輪公務員薪酬改革。目前,基本的目標方向已經確定,概括起來,就是4句話、24個字—調整工資結構,擴展晉升空間,建立比較機制,實施配套改革。從總體上看,新一輪公務員薪酬改革,是把重心放在限高、提低上。那么,公務員均月薪5000元到底高不高?如果是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大城市,均月薪5000元并不算高。如果是在西部地區和艱苦邊遠地區,或許是高了。

　　其實,我們不必糾結于公務員均月薪是5000元還是1萬元,應該關注的是在公務員漲薪上如何更接于公,這不僅是公務員薪酬改革的方向,也是給納稅人的一個合理交代。公務員均月薪到底漲到多少合適?各地應該拿出切合實際的漲薪方案,因為不同地區不同崗位,其標準不能做到大一統,唯有因地制宜制定漲薪標準,才能讓公眾少一些吐槽,多一些肯定。

　　說到底,國家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水提高公務員的福利待遇,是基于公的需求。尤其是在CPI屢創新高的背景下,公務員工資同步上調更無可厚非。與其說公眾吐槽的是公務員5000元左右均月薪,不如說是對公的一種深切期待。須知,公才是公務員漲薪的最大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