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29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關于合理確定并嚴格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履職待遇、業務支出的意見》兩份文件獲得審議通過。

　　對于央企負責人不合理的偏高、過高收入，會議再度提到將進行調整，但同時也首度提出推進這項改革要堅持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的方向，健全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分配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并且明確堅持分類分級管理，建立與中央企業負責人選任方式相匹配、與企業功能性質相適應的差異化薪酬分配辦法，嚴格規范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分配。

　　會議還提出，要按照依法依規、廉潔節儉、規范透明的原則，對中央企業負責人公務用車、辦公用房、培訓、業務招待、國內差旅、因公臨時出國(境)、通信等設置上限標準，明確禁止性規定，進行嚴格規范。

>>分類界定

競爭類、壟斷類央企將區別對待

　　國資研究專家、天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祝波善告訴記者，此次表態強調要建立差異化薪酬分配辦法。他認為，在談論到底央企負責人薪酬該如何改前，首先要做好央企的分類界定。

　　目前業內有聲音稱，未來央企將逐漸形成公益型與競爭型兩種類型的國企。其中競爭型國企高管薪酬可參照市場標準并略低于市場，而公共服務類企業薪酬應參照公務員體系的標準。在祝波善看來，這只是一個粗略的劃分，很多壟斷性企業旗下仍然有競爭性業務，未來應具體到某個央企，根據其內部不同業務具體劃分。“以中石油為例，其上游的原油開采、中間的輸管線等業務就是壟斷性質，其薪酬設計可適當參照公務員體系薪酬標準;下游的煉油產品市場相對競爭性較強，薪酬設計應該依照市場來走。”祝波善同時表示，央企的分類也將加速央企內部的重組。

　　中國中冶有關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央企負責人的薪酬設計核心是激勵和約束，需做好兩方面的衡，在改革方案下發后，公司也將根據政策對現有方案做出調整。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認為，政治局會議明確央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是中央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目的在于促進企業持續健康發展和形成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扭轉了此前有聲音認為“央企調薪是一種懲罰性手段”的說法。

>>任用體制

不能再“當不了高官就當高管”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方案提到了改革應與中央企業負責人選任方式相匹配。在祝波善看來，當前，不少國企的負責人由組織任命，擁有政府官員的身份，但同時又拿著市場化的薪資，這一情況經常受到批評。此次改革將同時完善國資管理體制，在企業、干部管理體制方面做配套改革。

　　祝波善認為，未來國有企業的董事長可以繼續由國家任命，行使監管人職責，薪資待遇參照公務員體系，但企業總經理則應改由市場選聘，薪酬參照市場標準。“以前業內經常流傳一種說法，升不上省長部長就去央企當高管，年薪還能明顯上漲”，在祝波善看來，未來由組織直接任命的企業高管將越來越少。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資委原副主任邵寧也表示，以前國有企業待遇比較低，留不住人才，后來國資委成立后，實行了一種半市場化的年薪制辦法，但并未跟進人員管理的市場化，央企管理人員在退出時只有一個行政化的出口，當相關人員不適合該崗位工作需調動時，組織上有責任重新安排工作。這也是目前國企薪酬制度存在問題的一個根源，應盡快啟動國企員的市場化改革，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

>>其他國企

推進地方國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

　　會議強調，國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具有系統性。其他中央各部門所屬企業和地方國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也要參照《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精神積極穩妥推進。

　　上述表態說明，除了國資委監管的113家中央管理企業外，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管理的金融企業以及中央部門(單位)管理的非金融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集團型企業、地方國有企業等都將納入改革體系。據悉，目前國資委旗下央企負責人均薪酬一般在60萬元~70萬元之間，但行業差距很大。其中壟斷性行業如能源類央企負責人薪酬一般較高，最甚者高達上千萬元。在非國資委監管的央企中，金融企業高管薪酬也非常高。公開數據顯示，2017年新華保險董事長康典年度薪酬達598.09萬元，除保險業外，銀行、證券等央企高管的薪水位居榜單前列，工、農、中、建、交五大國有商業銀行董事長的年薪均超百萬元。

　　一位接財政部的人士透露，根據財政部辦公廳發布的《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辦法》，金融企業負責人績效年薪與金融企業績效評價結果掛鉤，以基本年薪為基數，其績效年薪一般控制在基本年薪3倍以內，算下來一般總薪酬不應高于280萬元。但實際薪酬發放中，往往以作出突出貢獻為由向負責人發放高薪。

>>職務消費

嚴禁用公款為負責人辦消費卡

　　會議通過了《關于合理確定并嚴格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履職待遇、業務支出的意見》。要求對中央企業負責人公務用車、辦公用房、培訓、業務招待、國內差旅、因公臨時出國(境)、通信等設置上限標準，明確禁止性規定，進行嚴格規范。嚴禁公款用于個人支出。嚴禁企業按照職務為企業負責人個人設置定額的消費。取締企業用公款為負責人辦理的理療保健、運動健身和會所、俱樂部會員、高爾夫等各種消費卡。嚴禁用公款支付企業負責人履行工作職責以外的、應由個人承擔的消費娛樂活動、宴請、禮品及培訓等各種費用，堅決制止與企業經營管理無關的各種消費行為。

　　一位國資委內部研究專家表示，央企限薪是本輪改革的一大重點，但同時，負責人職務消費也是嚴打對象。據他介紹，由于職務消費并不計算薪酬，并且相對不透明，因此監管會更加細化。

　　專家認為，這“七項內容”“四個禁止”非常到位，從企業實際需求出發按照標準將具體事項寫入意見，一方面將企業正常的經營性業務支出合法化、規范化，同時將公款辦理消費卡等非法的做法進行明文禁止，體現了法制化和制度化特征，有利于社會監督，也有助于更好地開展工作。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占斌注意到，關于此前“央企高管降薪，會不會員工也跟著降”的擔憂，此次方案也有明確提及。根據會議傳出的信息，堅持統籌兼顧，形成央企負責人與企業職工之間的合理工資收入分配關系，合理調節不同行業企業負責人之間的薪酬差距，促進社會公正義。“這將有助于消除社會疑慮，把薪酬調整到合理的范圍內。”張占斌說。京華時報、新京報

■有此一說

傳建行高管薪酬減半 員工減一成

　　《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上周五通過審批，此前一周里，幾大國有銀行的多位中層向記者表示，面對不可避免的降薪，內心十分忐忑。

　　每年銀行集中發布年報和半年報之際，銀行高管們的薪酬都是熱點話題。今年的“半年報發布季”恰逢央企限薪令出臺，于是“降薪”成為五大行高管在新聞發布會上繞不開的話題。

　　在農行的半年業績發布會上，行長張云就公開表示，目前中央確實在對包括金融企業在內的央企降薪一事進行研究。工行的半年業績發布會上，行長易會滿會后對記者透露，如果國家要求降薪，一定“積極落實”。

　　上周五甚至有消息稱，建行總行將推行減薪方案，行領導減半，部門老總減三成，處長減兩成，員工減一成。昨日，建行總行有關部門人士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詢問未予回復。而記者咨詢建行某分行相關人士，對方也表示“沒法說”，“都是聽網上的消息，目前分行尚未收到相關文件”。

　　建行2017年年報顯示，該行董事長王洪章稅前薪酬合計112.9萬元，行長張建國110.9萬元，副行長朱洪波98.2萬元，副行長胡哲一98.2萬元。北京晚報、每日經濟新聞

■業內聲音

五大行普通員工忐忑：“我們能不降么”

　　與銀行高管降薪的話題相比，五大國有銀行的普通員工更關心自己的那塊“奶酪”。“領導都要降，下面的人能不降?”一時間，微信朋友圈里面，薪酬成為銀行員工討論最火熱的話題。“銀行的好日子一去不復返了，傳某行普通員工降薪10%，我們行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啊’!”

　　“主要還是限高，年薪60萬元以上的或首先動刀……”上周五，在記者的微信朋友圈里，銀行人士熱議不斷。

　　一家國有銀行省分行的中層領導告訴記者，“都說我們收入高，其實不少中小銀行和股份制銀行同崗位的收入比我們還要高。而且銀行業競爭激烈，業務壓力也大，考核指標太多了。雖說現在只傳高管降，但是領導都降了，我們能不降么?”

　　一名原國有銀行支行業務部門的老總，現跳槽到一家股份制銀行支行當副行長，他告訴記者，“國有大行的薪酬確實比中小行低，要求又更嚴，這兩年我原來的不少同事和領導也都跳去城商行了。”

　　根據整理后的2017年前10位上市銀行高管薪酬排行來看，基本被安銀行和民生銀行包攬，其中，安銀行新任行長邵以833.26萬元的薪酬奪魁，安銀行四位副行長孫先朗、趙繼臣、蔡麗鳳、胡躍飛則包攬了第二至五名。五大行中唯一上榜的高管并非五大行的行長或董事長，而是中國銀行信貸風險總監詹偉堅，他是中行2007年4月通過全球招聘引進的人才，2017年以574.04萬元位居上市銀行高管薪酬榜第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