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消息據報道，其實算起來，個稅起征點已經五年沒有變化了，對于這個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今年兩會的代表委員們怎么看?

2011年，我國將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自2000元上調至3500元，此后的四年里，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上漲8%以上，個稅起征點卻一直“巋然不動”。全國人大代表明經華和普遍工薪階層一樣表示“壓力山大”，她認為，在公務員工資和企事業單位工資調整以后，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也應該隨之上調。“我們這次加工資以后可能會超一點點，但是實際上物價上漲，各方面生活成本也高了，標準不提高的話，對于我們這種基層的人來說還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按照稅收倫理，人們的基本生活費用是不應繳稅的。全國人大代表翟友財建議，隨著房價、物價不斷上漲，目前3500元個稅起征點已經明顯偏低，提到5000元較合時宜。

對于有網友提出的能不能給二孩家庭額外減稅的建議，得到了全國人大代表李碧影的支持。她說，“個人所得稅減稅的問題和我們怎么來鼓勵二孩的生育，結合起來。如果這對夫婦是沒有孩子的，個人所得稅還是按照3500元起征，如果一孩的話是不是從5000元起征。生了第二胎，所得稅起征點再提高一些，從7000元起征”。

以家庭為單位征收個稅也是《十三五規劃》指出的方向，即“建立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分類稅制是我國目前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制，將個人所得分為工資薪金所得等11個項目分別征稅;綜合稅制則考慮了納稅人的家庭負擔，將贍養人口、按揭貸款等情況計入抵扣因素。全國政協委員、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侯欣一認為，以家庭為單位征收個稅，保證了稅收的均衡性。合理的征收方式還是采取現在全世界通用的，以家庭為單位，以個人為單位是不科學的。在現在的技術條件下，把一家人的收入整合在一起不是一個困難的技術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張國俊在國外生活多年，建議個人所得稅除了按家庭情況考慮，還應扣除保險、教育等費用。他介紹，“很多發達國家有很多扣除的費用，比如說孩子的教育費用、商業保險、醫療費用可以扣除，甚至你搬家的費用都可以扣除，還有很多扣除項目。咱們國家現在很多都不能扣除，這個不合理”。

全國政協委員龔立群認為，以家庭為單位征繳，還需要建立完善的征信系統，控制灰色收入。

1994年，我國正式建立了個人所得稅制度，2015年，我國實現個人所得稅收入為8618億元，同比增長16.8%，是1994年的16倍，個人所得稅已經成為我國稅收體系中的第四大稅種。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建議，未來的綜合稅制征收還要繼續發揮稅收的杠桿作用，促進社會公。要保證中低收入階層減輕負擔，另外讓高收入階層多納稅，特別是富人要多納稅，通過這種調節使高低收入之間的基尼系數能夠有所縮小。

當前，有經濟下行、財政呈放緩趨勢的壓力，也有個稅起征點提高到多少為宜的困惑，更有綜合征稅技術攻關及大量工作負重的障礙。期待個稅改革早日落地，讓老百姓有更多獲得感。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簡單提高個稅起征點不公應分類扣除

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擴增的赤字如何使用?地方債務風險幾何?財稅改革為何進度緩慢?個稅改革有無時間表?昨天，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新聞中心的記者會，記者們帶來的社會關切不可謂不多。

發布會上，樓繼偉表示，簡單地提高所謂個稅起征點是不公的，不是簡單地在工薪項下扣除，而是要做分類扣除。

個稅改革，個稅起征點會不會提高?這個問題對于樓繼偉來說，是大家經常要問他的老問題。今年，相關問題又被再次提出，對此，樓繼偉表示，簡單地提高所謂個稅起征點是不公的。他說，一個人的工資五千元可以過日子過得不錯，如果還要養孩子，甚至還要有一個需要贍養的老人，就非常拮據。所以統一減除標準本身就不公，在工薪所得項下持續提高減除標準就不是一個方向。

那么，方向在哪里呢?樓繼偉表示，要逐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但是，這個事情很復雜。要把個人所得收入，11項綜合在一起，不是簡單的工薪項下的扣除，而是說要做分類。

樓繼偉表示，這需要健全的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需要相應地修改相關法律，需要逐步實施。不過他也透露，方案已經提交國務院了。按照全國人大立法的規劃和國務院的要求，今年將把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法的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去審議。

他說，所謂的復雜，復雜在執行，首先稅政就比較復雜，然后再執行，再根據條件分步實施。先做一些比較簡單的部分，再隨著信息系統、征管條件和大家慣的建立，逐漸把它完善化。

同時，對于日前引起關注的所謂樓繼偉炮轟《勞動合同法》，樓繼偉也有問必答地坦言，自己僅是處于學術角度，曾在學術領域的確表達過對這部法律的意見，他認為，目前中高級技師最為短缺，這和《勞動合同法》有關。作為財政部作為宏觀經濟部門，有責任關注可能對經濟造成阻礙的因素，但修法并不是他能回答的問題。

樓繼偉說，在企業方面和雇員方面，保護的程度是不衡的。一個職工如果工作不努力，企業很難對他進行處理，比如解雇。那么位置就占著。還可能導致了薪酬的過快上漲。這幾年薪酬的上漲是超過勞動生產率的，長期這樣是不可持續的。這里有各方面的原因，不能說跟《勞動合同法》沒有關系。

除了剛才說到了的那兩點，發布會上與大多數人都有關的話題還有一個，就是營改增。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曾表示力爭完成營改增擴圍，但最終未能達成。對此，樓繼偉開誠布公的表示，很抱歉：“稅制改革總體比原來預計稍微慢了一點，去年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就講到力爭完成營改增，確實我們非常努力，去年沒有力爭到，今年5月1日的軍令狀已經下了。我們擬準備的方案是17%的標準稅率并不提高，但是由于所有的不動產可以納入抵扣了。”

據測算，包括營改增擴圍在內，今年各類稅費改革為社會減負5000億。但這也就意味著財政減收5000億。當經濟增速下滑壓力遇上結構性改革帶來的減收，2017年預算，收支缺口接2.4萬億，赤字率提高至3%，創下了自1949年以來的赤字率新高，對于赤字風險，樓繼偉坦言：“我們的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只有30%左右，低于一般國家的比重，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比重。所以，赤字率可以適當的提高。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全社會在降杠桿，政府要適度加杠桿，要支持全社會降杠桿。擴大赤字，就是政府的升杠桿。好在我們是保持著“黃金原則”，就是債務用于資產，我們留下了很多優良的資產，這是我們心里有點底的地方�！�

從國際上來看，赤字率突破3%的確經常出現，僅以來看，美國赤字率達到4.1%，英國赤字率為5.7%，日本則為8.8%。不過不管怎么說，赤字率提高，就意味著政府要多發債。預算報告顯示，2017年地方債務余額較去年底的限額增加1.18萬億，比去年的地方新增債務6000億相比翻了一倍，對此樓繼偉也坦言風險不是沒有。

中國政府債務并不是很高，40%左右，特別是中央，還有繼續發債的余地。地方債務大問題是兩個，負有直接償還責任的債務是16萬億，但是那些或有債務，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時候，需要地方政府代償的比例可能擴大，這個要控制。還有就是要防止利用各種方式變相發債，有的地方搞PPP項目，就是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項目，有的是變相借債，目前正在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