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從廣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獲悉，自今年5月1日開始，企業職工最低工資標準將上調345元，至每月1895元。廣州1550元/月的最低工資標準已經執行了兩年，按人社部最低工資規定要求，“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今年已滿兩年的調整時限。廣州市人社局有關負責人表示，本次調整考慮了兩年經濟發展、物價上漲、人力資源市場供求狀況和低收入勞動者消費支出水等因素，設置了兩個多月的調整緩沖期，便于企業做好準備。(2月18日《新快報》)

最低工資標準不是實際薪資水準，廣州等國內一二線城市，大部分行業、用人單位開出的招人薪資都高于1895元。因而此次調整盡管幅度較大，并不至于立即對就業市場造成大的影響。

需要看到的是，在廣州等城市，盡管主要行業、用人單位各類崗位的薪酬都高于調整前的1550元、調整后的1895元，但許多崗位的薪酬水仍然偏低。用人單位仍然慣按照地方最低工資標準擬定工資結構，缺乏主動調整的意愿。而其他部分實際薪資水遠超1895元的崗位，用人單位采用發放與最低工資標準掛鉤的基本工資，薪資的其他部分則以發票報銷、勞務費支出等名義支出，旨在避稅，后一部分實際薪資的發放常常出現嚴重拖欠。可以認為，廣州市此次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將使當地不在少數的在崗者獲利。

最低工資標準作為一項特殊的政府干預措施，一直以來就存在很大爭議。許多經濟學家批評此舉措嚴重抑制了企業自主性，破壞了勞資雙方博弈的基本衡。但也有學者以實證指出，在不設置最低工資標準、推行事集體談判等政策的背景下，勞資雙方博弈的基本衡從來就不存在，即便勞動力市場供求因素存在對勞動者有利的一面，勞動者也將更可能陷入信息不對稱。特別是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用人單位大量采用項目和勞務外包方式，勞動者在勞資談判中顯得更為被動而無助。

廣州市及珠三角其他區域，已從過去勞動力供給過剩，農民工、城市本地居民、大學畢業生同樣面臨求職難的狀態，轉變為勞動力供給總量短缺，大學畢業生結構性失業現象也有改觀的局面。這種情況下，作為省會城市的廣州，地方政府率先大幅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將發揮示范效應，帶動整個區域的最低工資標準上調，上調幅度較大，也較能表明該區域地方政府的誠意所在。此消息在年前推出，將有助于改善緊接而來的年后企業招聘，增強對部分游移不定的求職者的吸引力，最終有利于相關行業和企業。

當然，因為最低工資與醫療、失業保險等保障待遇的基數掛鉤，也與各行業企業的試用期工資相關，因而此次調整不僅意味著提高企業用工成本，而且還讓增加企業招聘、試用員工期間的“試錯”成本，將使得企業在招錄員工時變得更為審慎。不排除一些缺乏經驗的畢業生，以及知識陳舊又缺乏足夠職業技能的低收入人群，找工作將變得更難。

因此，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后，為避免企業短期內受到用工成本等開支增加的過大沖擊，廣州市有關部門應當在5月1日前的過渡期內，加緊梳理企業負擔，依法依規出臺為企業減負的政策。與之同時，政府有關部門要細化就業支持政策，通過增加實補貼等政策激勵企業接納大學畢業生實和試用，瞄準本地產業和行業發展加快更新職業培訓課程體系，改善面臨就業難的低收入人群、“4050”年齡段人群的就業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