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在中國工會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透露，“現在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大概是3億多人，今年有累計3800萬人中斷交保險”。

　　占比不低的工作人口放棄繳納社保，由此引致以下負面效應：

　　首先，由于歷史欠賬嚴重，再加之人口結構“未富先老”，中國的養老體系支付壓力極為沉重。此前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5》顯示，截至2017年12月底，中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記賬金額約為2.5萬億元，但實際做實的僅有2703億元，個人賬戶“空賬”已超兩萬億元。因此，工作人口棄保無論對于現收現付，或是試圖轉向累積制的中國養老保障體系，都將雪上加霜。

　　其次，在公共財政吃緊的情況下，為了緩解不斷加劇的支付壓力，看似可行的辦法要么是進一步提高本就很高的企業/個人社保繳費率，要么是進一步拉低本就不高的養老金替代率。但問題是，且不論這兩個辦法明顯通不過公、正義等政治性考量，即便單從效率維度來看，這兩個辦法除了會進一步拉低中國的消費貢獻率，并進而影響轉型發展外，還會進一步導致棄保行為更為盛行。

　　然而盡管社會成本高企，棄保行為對于棄保者個人而言，卻往往是一系列約束條件下的理性選擇。譬如以棄保者中最主要的群體——農民工為例，這一群體工作的不確定性決定了他們很難在一個城市長期、穩定、連續繳費，而各個統籌單位間由于繳費基數和繳費比率各不相同，又很難進行對接轉移。棄保行為反映出現行社保體制未能適應棄保者群體真實需求。遏止棄保行為，必須從提高社保體系兼容性入手。

　　2017年通過的《社保法》規定，“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逐步實行全國統籌，其他社會保險基金逐步實行省級統籌”。這一戰略性部署固然稱得上化解矛盾治本之策，但在其逐步實現的過程中，作為目前社保責任主要承擔者的各級地方政府，哪怕為了本轄區內經濟社會發展與穩定，也應該因地制宜，及時順應棄保者群體真實需求，著力增強轄下社保體系的包容性與開放性，并進而使得更高層級的社保統籌更便利、更順暢地向前推進。

　　達成上述目標唯有依靠改革與創新，譬如說，是否可以考慮農民工繳費期限不再限定為15年，而是按照實際繳費年限累計計算;再譬如說，養老金的計發是否可以分類處理，是否可以轉為農民工自愿選擇月發、季發、年發或一次性發放等多樣化支付方式。總之，形勢倒逼，社保制度創新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