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的中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亮點不少，會議提出明年中國經濟的五大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并圍繞上述任務落實提出不少新穎表述：如多兼并重組、少破產清算化解產能過剩;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化解房地產庫;降低社會保險費，幫助企業降成本等等。在筆者看來，上述措施的推出體現了決策層衡穩增長、調結構與促改革的頂層設計。

與此同時，筆者認為關注美好愿景如何落實同樣是關鍵。畢竟存在一些看似矛盾的目標，在操作中自由發揮的尺度很大。例如，降杠桿、去產能必定導致經濟下滑，穩增長能否兼顧?鼓勵農民買房后，就業和社會服務是否可以保證?而這又和地方政府收入下滑之間的困境如何協調?

如此一來，不少問題在落實過程中存在不確定性。實際上，12月中國審計署發布的穩增長跟蹤審計結果，截至10月份，鐵路、水利等重大建設項目進度緩慢延滯，有些項目完成10%都不到，便足以說明難點在于落實。因此，明年能否做到增長放緩中的結構轉型，加快改革又不至于經濟失速，還需對以下三個方面的難點有充分準備。

第一，如何在全球經濟疲軟中防范金融風險?

2017年海外經濟的不確定性空前加大，體現在：

首先，美聯儲危機之后首次加息，但全球經濟走勢并不明朗，金融市場動蕩不會減少。在筆者看來，美國經濟復蘇主要體現在服務業，尤其是地產與金融業，而二者對寬松貨幣政策依賴較重。其實美國制造業表現不佳，11月ISM制造業PMI跌至48.6%，且結構性改革進展緩慢，如非能源貿易逆差高于危機之前。前期低利率透支消費能力，以及勞動生產率提升緩慢，復蘇前景的不確定性影響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緊步伐，預期分化加劇金融市場波動。

其次，發達經濟體中，歐洲日本面臨抗通縮，形勢嚴峻。伴隨著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緊，如今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已然出現分化，歐洲、日本抗通縮壓力超出預期。特別是一直被視為全球貿易晴雨表的波羅的海干散貨指數(BDI)目前跌至破478，已差于次貸危機時的509點低位，且創‎1985年1月該指數創建以來最低水，預示明年全球經濟困境。而考慮到油價超低位、鐵礦石價格下跌以及供需失衡，全球何時走出通縮尚不可知。

最后，新興市場國家危機重重。全球經濟疲軟，美元走強加劇債務負擔以及資金撤離，新興市場自以來已經遭受重創，明年或繼續惡化，巴西、俄羅斯更是重災區。如今年巴西GDP預期降至1.5%，創下自2008年12月以來的最糟糕紀錄。俄羅斯面臨低油價與地緣政治風險，加劇經濟衰退的嚴重程度。與此同時，新興市場貨幣貶值風險加大，哈薩克斯坦、阿根廷、阿塞拜疆等相繼取消匯率管制凸顯資本沖擊壓力，明年亦是動蕩之年。

除了明年全球經濟的整體困境并不比金融危機時樂觀，金融市場動蕩局面也未見得比今年輕松。這就意味著不僅受制于新興市場需求疲軟，美國需求復蘇難以彌補缺口，明年中國出口形勢比今年更嚴峻。更意味著明年中國經濟依然面臨外匯市場動蕩與資本項目流出的雙重壓力。

可以看到，今年“811”匯改之后，人民幣大幅貶值，雖然后期央行出手，但干預成本也不小，外匯儲備一年之內從3.8萬億美元降至3.4萬億，情況嚴峻時外儲單月下降超過900億美元。加入SDR以后，人民幣再次對美元貶值，人民銀行發布CFETS匯率指數呼吁重視一籃子貨幣，是改革決心亦是外部環境惡化下的不得已之舉。與此同時，國內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如果又要面臨壓縮產能、去杠桿，又要面對資本項開放，防范資金流出與海外動蕩對中國金融安全的沖擊，是明年的最大考驗。

第二，如何協調各種目標在實施中可能存在的矛盾?

明年經濟工作的五大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是衡穩增長與調結構的理想愿景。其中，去產能與去杠桿不可避免的會對經濟造成沖擊，而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又被寄希望于避免沖擊過大，支持增長不至于失速的舉措。但毫無疑問，根據以往經驗，理想情況在落實過程中必將面臨不少難點與困境。

以2015年中國經濟運行為例。中國審計署日發表了全國穩增長跟蹤審計情況，結果顯示，截至10月底，鐵路、水利等重大建設項目存在進度緩慢延滯的問題。逾85億鐵路項目投資完成率不足10%，九成水利工程未辦正式用地審批。穩增長落實不如預期，在筆者看來，與資金匱乏，地方政府收入銳減而又承擔過多事權，地方官員激勵措施改變導致怠政情緒蔓延有關。

而去年年底通過的“43號文"，在今年執行過程中亦面臨困境，即存在財政約束過緊導致項目開工緩慢，穩增長力度不足的問題。其后不得不通過先后三次總計3.2萬億的地方政府債務置換風險才有所緩解。可以說，這邊是落實中改革與增長之間艱難衡的鮮活案例。

展望明年，產能過剩化解位列五大任務之首。但毫無疑問，無論是去產能，還是去杠桿，其早已是困擾中國經濟的頑疾，在經濟下滑階段，切實落實必將對增長造成打擊，而這種陣痛決策層是否準備好承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通告中提到，考慮到失業安置問題，提倡多兼并重組，少破產，是一種衡思維，但也面臨理想狀態推進的不確定性。試想在市場條件下，僵尸企業財務狀況若已達到破產境地，反而要求兼并重組，又如何操作?由誰出面?倘若任務又會落到國企肩上，是否有違于國企改革初衷?

積極財政與穩健貨幣在落實中，也存在兩難。例如，通過農民工市民化化解房地產庫存被寄予厚望，但房地產庫存多的地方大多在三四縣城市，或在東北重工業地區，要做到非戶籍人口落戶談何容易，其背后不僅涉及對購房者提供的購房補貼，還涉及就業及公共服務的提供，而這對于捉襟見肘的地方財政而言如何應對?

又如貨幣政策方面，降低成本必然要求更加寬松的貨幣政策，然而，考慮到當前銀行存貸利率差不斷縮小，同時1.5%的CPI，美聯儲開啟加息，繼續降息或將面臨實際負利率造成的福利損失與資金外流的壓力，且邊際效用遞減，操作空間同樣有限。

第三，如何切實落實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是來熱議的詞匯，也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亮點。參考國際經驗，部分解讀認為供給端改革的最主要新意在于減稅。但在筆者看來，這并非其主要含義，實際上，考慮到前期營改增推行已然慢于預期，且當前地方政府面臨財政困境，進一步減稅的空間有限。

在筆者看來，供給端改革關鍵在于制度創新，其實與三中全會的核心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國起決定性作用一脈相承。為何有此判斷，原因在于追溯困擾當前中國經濟領域的諸多難點與矛盾，歸納總結下來，無外乎以下三方面關系尚未理順：

第一，中央與地方利益存在博弈。正如上文多次所談，去產能去庫存都需要地方財政支持，但如今財稅改革在理順財權與事權進展緩慢，地方財政捉襟見肘如何加大支出?考慮到官員考核與激勵機制轉變，當前地方政府不作為現象也是屢見不鮮。

第二，各利益部門之間存在博弈。例如，當前“一行三會”目標差異化不利于防范金融風險與金融監管改革;落實稅制改革方面，財政部與稅務總局常無法達成一致意見;項目審批方面，同樣面臨發改委與財政部之間存在的財權、事權和審批權不統一的現象。因此，避免內部損耗導致改革空轉，需要破除部門利益，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做出安排。

第三，政府與市場主體之間的博弈。例如，早前政府給予厚望的PPP，之所以推進緩慢，與民營資本擔憂政府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的傳統做法密切相關;而補齊軟硬基礎設施短板，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通過行政體制改革營造出合適的土壤，通過營造公的競爭環境、規范的法治氛圍，以及制定適宜的標準，讓創新得以生存。

總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2017年的經濟運行開出了不少良方，但政策繁雜，落實不易，如果能夠多考慮國際經濟金融體系目前的困境，國內多重目標之間的艱難衡，以及把握住供給側改革的重點即制度創新，方能找準病癥，對癥下藥，克服這些難點或許可以超預期地完成明年經濟發展的各項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