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政策的四大目標為充分就業、價格水穩定、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衡，如果寄希望于能夠找到一種經濟體制同時實現這四大目標是幼稚的。要充分就業，就很難不發生通貨膨脹，從短期看，菲利普斯曲線已經揭示了失業率與通脹之間的此消彼漲關系；要經濟增長，就很難實現國際收支衡，全球經濟一體化，外需一萎縮，增長就乏力；另外，在價格水基本穩定條件下要實現經濟增長也有一定的難度。因此，經濟政策制定者必須自問，是否有能力、有本事同時達成這四個目標，否則，就必須在這些目標中做取舍。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中國經濟2017年的五個主要任務，它包括：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同樣道理，我認為，這些任務是不可能同時完成的。

一、去產能就降不了杠桿，因為要是沒有錢進來，如何去轉型、去調整經濟結構以達到去產能的目的。周小川在兩會時說，去產能和降杠桿是可以同時實現的，他的理由是可以通過擴大直接融資比重來降杠桿，通過提高社會福利和全球協調來壓縮產能。前半句我聽了個半懂，后半句我完全沒聽懂。通過擴大直接融資比重來降杠桿，周行長的意思應該是提高直接融資中的股權融資比重，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降杠桿。但事實上，這些企業產能過剩，基本上屬于紅海競爭領域，股權融資談何容易，事實是，壓減產能不是動動嘴皮子那么簡單，整個過程非常艱難，涉及企業債務、職工安置、轉型升級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年來，估計被周行長忘記了的企業直接融資中所包含的債權融資比重更大了，這豈不是在加杠桿？

二、去庫存就不可能去杠桿，現在各地正在發生的卻是“加杠桿、去庫存”，導致房價進一步飆升。房地產要真正去庫存，按道理來講，東西多了就要降價，這雖然符合經濟學邏輯但卻不符合中國經濟的邏輯，去庫存的責任主體應當是地方政府，由于地方政府已經慣了用“土地財政”獲取政府利益、創造政績，通過降價去庫存根本就不能成為選項，因此，通過降首付甚至出現0首付的方式，不斷出現在地方政府的政策選項中，這必須造成“加杠桿”的客觀現實。

因此，去產能、去庫存是與去杠桿相斥的。再進一步分析，去產能、去庫存往往容易引發經濟衰退，而這又與我國政府慣于在經濟下行時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也就是加杠桿政策相悖。反過來講，去杠桿表現為企業和個人的“資產負債表衰退”，他們將不再追求效用最大化和利潤最大化，而是追求債務最小化，去產能、去庫存更不可能完成。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共性現象，那就是每次經濟下行，都導致杠桿率與庫存、產能的同時上升。為何經濟下行會導致杠桿率和庫存、產能的上升呢？原因就是為了穩增長所采取的逆周期的刺激政策，也就是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更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在短期，逆周期政策可以推行，它可以將危機滯后，但長期而言，它是無效而且有害的。不過，好像凱恩斯講過這么一句話，“長期而言，我們都死了”。

那到底應該如何辦？其實，最關鍵、也是最核心的問題，我認為是降成本。政府應切實降低目前的高融資成本、高稅負、高收費等，它們象一座座大山壓在企業的頭上。銀行可以少賺點，別讓有些行長說什么，賺錢都賺得有點不好意思了；政府可以少拿點，稅費這么高其實最終會通過傷害企業家精神而對整體經濟產生消極影響，再說，我們發展經濟，不就是為了讓咱老百姓收入增長、過得好一點嗎？企業的高成本都與利益集團有著緊密的關系，降低企業成本，就等于減少利益集團的利益，能否打破利益集團藩籬，是降成本能否取得成效的關鍵。

可以說，只要成功地降成本，就自然做好了補短板。老百姓收入提高了，能夠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就是一種最好的保障和福利，政府再在住房、教育、醫療等問題上真正關心老百姓，必然會大大提升政府公信力、改善政府形象。

有一個薩伊定律，講的是供給自動創造需求，不理解的人會認為目前的產能過剩和去庫存就足以證明它是錯誤的，實際上，薩伊定律有一個前提，就是要有一個有效的市場，而中國制度環境遠遠沒有達到這個條件。現在的五大任務，實際上是在糾正凱恩斯主義在中國的最大實踐所遺留下來的后果。

最后，我建議，在中央提出的“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任務中，應該去掉“去杠桿”這個詞，不要把互相矛盾的東西放在一起，這是不可能同時完成的任務。當然，不是不要去杠桿，而是去杠桿必須在經濟上行時，抓住時機，逐步去完成。在去產能、去庫存的過程中，應在金融風險的可控范圍內，允許加杠桿，讓資產和負債“雙膨脹”再“飛”一會兒，這是沒有選擇的無奈之舉，在這個過程中，切實做好降成本工作，最終取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功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