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自主招生的推進，逐步加大效率提升的比重，這既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國家戰略的需要。

■顧駿

2017年面向全國自主招生的77所高校的招生簡章已全部亮相。如何看待或評估自主招生，社會上顯然有不同觀點，最有媒體刊文指出，自主招生強化了城鄉失衡。該文通過分析K高校2005年至2009年由自主招生和統一高考錄取的12712名本科生的綜合數據，發現5年中，統考錄取的學生約有16.4%為農村戶籍，而自主招生中僅為5.4%。特別是2005年至2007年，自主招生中錄取的農村戶籍學生不足5%。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統一高考和自主招生都遠未達到城鄉均衡，且在自主招生中失衡更為嚴重。

這里我們無意質疑“失衡說”所采用的數據和相關結論是否科學，除了依據2005年至2009年的數字來討論幾乎每年都有變動的高考改革，容易給人過時的感覺之外，作者在沒有搞清楚自主招生的首要目的前，隨意“評估”難免有信口開河之嫌。

年來，中國高校中的翹楚紛紛探索自主招生，其中當然內含了促進社會公的意思，但目標所指首先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考卷面前人人等”，而是潛力面前人人等。換言之，也就是要解決中國教育在培養人才上性價比不高的重大問題。隨著中國發展水日益接世界前列，國家戰略已經由“學習，學習，再學習”調整為“創新，創新，再創新”。在“錢學森之問”挑破了應試教育在人才培養上存在重大弊端的情況下，再只認考卷，不認考卷無法評估在未來更具決定性作用的個人素質，能適應“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要求嗎？在就業市場大學生幾乎人滿為患，工資水趨于下降；在不少大學畢業生工資低于體力勞動者，出現新一輪體腦倒掛現象；當“畢業就是失業”的現象也屢見不鮮，基層解決失業問題的重點正逐漸轉移到“沒有就業愿望和能力”的大學畢業生身上時，再來談論自主招生與“城鄉失衡”的關系，是否本身就選錯了題目？

“失衡說”的作者很清楚，自主招生不只解決公問題，還要解決效率問題，即怎么讓中國教育在人才培養上能達成國家預期的目標，但實際上卻略過效率評估，一味糾纏于“城鄉失衡”，好像不知道迫切需要創新的當下，國家“唯才是舉”，如果自主招生不能選拔出真正有發展潛力的學生，再公又能解決什么問題？

公和效率始終是現代社會的兩大目標，教育和高考改革也莫不能外。但在不同國度和不同時期，兩個目標必須有所側重，也就是說，必須排個順序，優先考慮公，還是效率。這么多年來，中國一直把公列為首要目標，不惜犧牲效率的代價，來維護“考卷面前，人人等”，結果造成教學方式呆板、學生學習沒有樂趣、素質培養效果差。一個值得警惕的現象就是，很多優秀學生“用腳投票”，去了海外留學，而且呈現明顯的“低齡化趨勢”。為此，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首要目標已經從單純追求社會公，悄然轉變為“公與效率并重”，并開始通過自主招生的推進，逐步加大效率提升的比重，這既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國家戰略的需要。看不到這樣的變化及其內在動力，就會在評估自主招生的成效時，把目標搞錯。到時，數據再精確、論證再嚴謹，統統都沒有意義。

強調自主招生的首要目標在于“為國選人”，并不等于說從此教育就不需要考慮公問題。而是一方面在教育體制改革中，并非只有自主招生一個舉措，完全可以通過加大其他有助于公的舉措來衡之，沒必要一定要自主招生“兩全其美”。另一方面，教育公有助于社會公，但寄希望通過教育公來實現社會公，不如寄希望于推進社會公來提升教育公。學者呼吁教育公，多少只是因為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更加艱難，只能退而求其次。現實是只要城鄉二元結構繼續存在，再多的教育公對貧困地區的孩子來說，也有很多不公擺在面前，如完成學業也未必能找到心儀的職業和崗位，教育公在社會公面前，多少時候只是海市蜃樓？“失衡說”還不該清醒清醒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