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周五的人社部新聞發布會上，人社部新聞發言人李忠公開表示，自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實施以來，企業負責人的基本年薪目前已經按照有關薪酬審核部門核定的標準發放。

他指出，人社部將督促各薪酬審核部門抓緊核定2015年度中央企業負責人的績效年薪，并且按要求在本單位和企業官方網站等公開渠道向社會披露。

決策層下決心對國企的錢袋子“動刀”凸顯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嚴峻挑戰和這些企業內部存在的嚴重問題。

據財政部發布的數據，今年1-2月，中國的國有企業經濟運行仍面臨較大壓力，收入、利潤同比也在繼續下降，其中利潤總額同比下降14.2%。

“不僅僅是盈利表現，目前中國的人力資源價格還不完善，尤其是在央企和國企，在業績考核和激勵機制上都存在很嚴重的僵化問題，這會造成很多企業的人才流失”。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李錦說。在他看來，國企全面深化改革應該始終以市場化為主軸。

自去年以來，央企和地方國企針對薪酬方面的改革都在持續“發力”，也透露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和策略。

在地方層面，多個省份的國企出臺了限薪方案，而一直高高在上的央企巨頭也正在嘗試一系列針對薪酬方面的調整措施。

公開信息顯示，在各地實施的改革中，有河北、山西、山東、陜西、遼寧、吉林、黑龍江、江蘇、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四川、貴州、云南、廣東、海南、甘肅、青海、內蒙古、新疆、西藏、廣西、寧夏等25省份向社會公開了他們的改革方案，明確對省屬國企負責人的薪酬進行限制。

據了解，浙江省經國務院核定的職工均年薪為9.71萬元。浙江省相關部門負責人曾向媒體表示，該省省管企業負責人均薪酬將減少31.5%。

廣東省國資委相關負責人也透露稱，據初步測算，該省國企負責人薪酬下降超過30%，與職工薪酬差距縮小至6.5倍，而在完成省直國資委直屬國企負責人薪酬改革后，廣東市屬國資委負責人薪酬改革方案還在審批之中。

寧夏自治區的力度最大，寧夏此前印發的《關于深化自治區屬國有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顯示，改革后區屬企業負責人薪酬較改革前下降13.5%，與職工均差距縮小到5倍左右。

有專家稱，改革并不是“一降均降”，薪酬分配向核心員工、基層員工傾斜應成為下一步改革的大趨勢。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教授劉昕對《中國青年報》表示，以往在國企高管薪酬問題上一味限薪的做法“有點極端”，可能導致一些被限薪的中層管理人員或骨干員工出走，這對央企本身的經營來說是比較危險的信號。

對此，一些“巨頭”正在謀求改變。界面新聞記者查詢發現，多家央企上市公司均表示，要在薪酬政策上向一線職工傾斜。

中煤能源(5.230,0.00,0.00%)日前就表示，要求各單位在結構調整上下功夫，通過管理人員多降工資，一線職工少降或不降工資，在實現薪酬整體下降的同時，保證職工隊伍基本穩定。

中國西電(5.550,0.02,0.36%)也公開發布信息稱，要對生產、營銷、科研等一線崗位實行工資傾斜政策;中國國航(6.840,0.04,0.59%)表示，2015年調整了乘務、地面人員薪酬福利標準，進一步體現了向低收入群體傾斜，加大對基層、一線崗位人員的工資激勵水，增加乘務人員浮動工資收入。

2017年是國企改革的重要推進之年，在國資委下一步著力推進的“十項改革試點”中，與薪酬改革緊密相關的就包括市場化選聘經營管理者、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企業薪酬分配差異化等多項改革試點。

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國曾指出，未來國有企業高管的理想模式主要分為兩大類：體制內的是由國資委任命的企業干部，體制外的主要是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屬于職業經理人，其薪酬完全由市場行情決定。

可以看到，長期以來，中國央企和國企在“用外人”方面表現都不突出。

數據顯示，自2003年來的十幾年間，央企公示的高管人選中，來自于本系統內部的占42%，來自具有國資背景的占47%，只有11%左右的人選來自于外部。

值得關注的是，在地方國資委公布的各地國企薪酬改革的內容中，上海、廣東等4省市均明確，將推進包括“選聘職業經理人試點”在內的用人制度調整。李錦認為，國企高管市場化選聘的試點還會繼續擴大，。

“逐步在央企和地方國企內推行市場化選聘的同時應該建立更加合理的法律框架來規范，用市場化的考核機制來制定相應的薪酬是當前改革的關鍵。”他指出。

李錦在接受界面新聞采訪時指出，外界對國企改革及其所釋放的紅利仍然給予厚望，國企高管薪酬和國企治理結構問題能否妥善解決將影響全局。

在他看來，決策層對央企和地方國企高管降薪的規定是國企改革的重要抓手，隨著薪酬改革的不斷深入，在薪酬和效益掛鉤的前提下，國企內部也會倒逼著進行更加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