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發布了《關于人民法院進一步深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的意見》及《人民法院特邀調解規定》。發布會上，最高人民法院司改辦主任胡仕浩介紹了兩個文件的起草背景、主要內容及相關情況。

在談及《人民法院特邀調解規定》的時，胡仕浩表示，《規定》注重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賦予當事人自主的處分權。不僅調解員不得強迫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規定》還通過對調解員的禁止行為、后續角色沖突，在調解過程中應當履行通知告知義務等方面進行規定，確保調解的自愿合法。

為何建立特邀調解制度?

據了解，《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特邀調解的規定》已于2017年5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684次會議通過，今予公布，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

為什么要建立特邀調解制度?胡仕浩介紹，首先，特邀調解為人民群眾選擇調解提供了路徑，便于解決糾紛。特邀調解與訴訟法上“兩便原則”一脈相承。相對訴訟的時間與經濟成本，調解程序較為便捷，可以為當事人節約大量的時間與金錢;相對威嚴的法庭，調解場所溫馨、調解員態度溫和，可以有效緩和對抗狀態;相對訴訟必須爭出高下對錯，調解可以通過理清雙方實際需求，達成雙方共贏的調解協議;相對訴訟結果的不確定性，對權益的處分權掌握在糾紛當事人手中，調解結果有更強的可預期性等。

其次，特邀調解可以有效解決非訴解紛方式權威性不足的問題。胡仕浩指出，“特邀調解有點類似于國外法院的‘附設調解’。法院通過訴前導訴、案件分流，將適宜的案件引入調解程序，并對特邀調解員提供咨詢、培訓服務，對特邀調解案件流程進行管理，對糾紛解決的基本進程有所掌控，對調解協議進行司法確認、審查制作調解書等等，調解的公正性和協議的效力性得到提升，也就提高了非訴方式糾紛的權威性。”

胡仕浩進一步表示，特邀調解可以引導各種訴訟外調解資源的規范發展。特邀調解制度充分考慮到公共資源作用的發揮，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行業調解、商事調解等調解組織都可以進入特邀調解組織名冊。

誰可擔任特邀調解員?

胡仕浩說，“特邀調解員可以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還可以是在特定領域中有一定威望的人士，這些都是對社會解紛資源的利用。同時，一些市場化運作的組織，如商事調解組織，也是特邀調解組織名冊的重要來源，將他們引入名冊，有助于他們規范發展，發揮優勢。”

胡仕浩舉例稱，2012年，最高法院在部分地方法院部署了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試點。到，最高法院又在全國確定了50家示范法院。2015年，全國法院共吸納特邀調解組織有32912個，特邀調解員有104516人。

特邀調解規定有哪些?

談及《規定》，胡仕浩表示，首先，《規定》填補了調解制度的空白。特邀調解是指人民法院吸納符合條件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商事調解、行業調解等調解組織或者個人成為特邀調解組織或者特邀調解員，接受人民法院立案前委派或者立案后委托，依法進行調解，促使當事人在等協商基礎上達成調解協議、解決糾紛的一種調解活動。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主要集中于規范法院訴訟調解，人民調解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主要集中于規范人民調解，都沒有涉及到法院委派與委托調解的主體和處理程序問題，也沒有涉及到其他調解類型。《規定》的出臺，明確了特邀調解的法律定位，有利于調解制度體系的改革完善。

其次，《規定》規范了特邀調解程序。一是規范調解引導。法院要根據自愿調解原則引導當事人選擇調解。二是確定調解規則。特邀調解要依據規則履行通知告知義務、確定合適的調解方法。三是明確訴調對接程序。委派調解達成調解協議，應將調解協議提交人民法院備案;當事人申請司法確認的，由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委托調解達成調解協議的，應由人民法院審查并制作調解書結案;或者當事人申請撤訴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裁定。委派調解未達成協議的，調解員應當將當事人的起訴材料移送人民法院;當事人堅持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登記立案。委托調解未達成協議的，人民法院應當將案件及時轉入審判程序審理。

再者，《規定》注重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一是選擇特邀調解需要當事人自愿，法院不得強迫當事人選擇特邀調解。對堅持訴訟的，法院應當及時登記立案或者開庭審理，保障當事人的訴權。二是調解員由當事人雙方協商選定，協商不成，可以由人民法院或者調解組織指定。當事人雙方還可以協商選擇兩名以上的調解員調解。三是賦予當事人自主的處分權。不僅調解員不得強迫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規定》還通過對調解員的禁止行為、后續角色沖突，在調解過程中應當履行通知告知義務等方面進行規定，確保調解的自愿合法。四是確立了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無論是符合司法確認條件、當事人申請司法確認的，還是根據調解結果應當出具民事調解書、民事裁定書的，人民法院都應依法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