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年來，我國慈善事業飛速發展，各類慈善組織大量涌現，募捐形式更是借助互聯網+以及新媒體的傳播，風生水起。與此同時“郭美美事件”“網絡騙捐”等慈善“丑聞”也層出不窮，讓慈善公信力嚴重透支。

數據顯示，十年來，我國慈善事業捐贈總量已經從2005年的不到100億，發展到超過1000億元。而與快速發展的現實相比，我國慈善制度法規環境卻明顯滯后。

昨天，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對慈善法草案進行了分組審議。從2005年民政部提出立法建議至今，我國首部慈善領域的專門法律可謂是“懷胎十年”。

慈善法草案，共11章115條，在規范慈善行為、加強慈善監管等方面做出了詳細的規定，同時還明確了違規的法律責任。那么草案當中都有哪些亮點值得關注?社會各界對慈善立法有哪些期待?

去年，周筱?一封寫給民政部的實名舉報信，震動了中國慈善界：“嫣然基金唇腭裂手術人均成本高達9.9萬元，遠高于同類手術5000元的報價，7000萬善款下落不明。”雖然審計最終還了嫣然基金會一個清白，但“慈善透明度不夠”一直是輿論詬病的焦點。

其實，大部分基金會每年都會公開一份完整的審計報告。不過一直存在這樣一種觀點：做慈善，就應該公開哪怕一分錢的流向。究竟慈善信息應該如何公開、向誰公開、范圍又有多大?這就引出了慈善法草案的第一個焦點：信息公開。

草案中，對信息公開做了專章規定。“慈善組織，應每年公開財務會計報告、開展募捐以及接受捐助情況、慈善項目情況”;“公開募捐周期大于六個月的，至少每三個月公開一次具體情況”等等。同時明確，若慈善組織違反信息公開義務、或公開信息不真實的，最嚴重會被吊銷登記證書。

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表示，原來沒有基本法的時候，公開透明有隨意性。愿意公開就公開，不愿意公開你也沒辦法。基本法之后，公民可以拿著這個法律跟你打官司。

全國人大代表鄭永扣表示，除了慈善組織有信息公開的義務，捐贈受益人同樣應公開善款使用情況。

鄭永扣指出，你怎么使用的，是不是按照人家的要求，按照承諾使用的，這都應該公開。再一個，你超出捐贈協議、濫用捐贈財產，也應該予以約束。比如，貧困學生拿到捐資助學的錢后，去買高檔手機，高檔電腦，拿到捐贈款先請同學吃一頓，都是不允許的。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鄭功成則認為，慈善信息公開也應有度。

鄭功成認為，有的不應公開的就不能公開，比如有的捐贈人不愿意透露姓名，有的受益人不愿意把自己的身份暴露給公眾，法律要保護這些人的隱私。

焦點二：網絡募捐。今年8月，一位罕見病患兒母親在朋友圈“賣米救子”，24小時賣出大米2萬斤;9月，騰訊“互聯網公益日”，3天募集善款1.3億。互聯網已經成為慈善活動的重要渠道。由個人發起的求助募捐、公益眾籌，通過微博微信迅速傳播，極易打動捐贈者。然而，由于政策真空，網絡“騙捐”、“斂財”的事件時有發生。

對此，草案明確：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可以通過互聯網開展募捐;不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組織或者個人，不得采取公開募捐方式開展募捐。否則，有可能會面臨公安機關的治安管理處罰。王振耀認為，這意味著今后不具備公募資格的組織或個人，必須跟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合作，才能發起網絡募捐。

王振耀指出，可以通過互聯網，但更應該是一種組織行為，是一種公共行為。這樣就避免有一些個案。家庭困難一募捐，不是過多，就是過少。

不過，壹基金秘書長李勁也提出，在網絡成為募捐重要渠道的背景下，公募和非公募的界線逐漸模糊、難以區分。對個人而言，朋友圈面向的是特定人群，而微博就是開放式的。這是否意味著，通過微博募捐就是公開募捐，微信就是非公開的?那么，網絡中公開募捐的范疇究竟如何?今年7月，南京某男子在朋友圈為身患脊索瘤的女兒求助，一下收到捐款600多萬，遭輿論質疑。

全國人大代表鄭永扣認為，原本是親友互助的捐贈，一旦通過網絡擴大范圍，性質就變得難以界定。

鄭永扣認為，比如在微信朋友圈、在微博的粉絲圈里，他說屬于親友之間互助性的慈善行為，你管不著，可是它擴散的范圍非常大，已經遠遠超出親友互助式的范疇，怎么辦?實際上它已經是一種公開募捐了。鄭永扣建議，關于互聯網對慈善事業的影響，可以進行專題研究。

焦點三：善款投資慈善法草案中明確，慈善組織為實現財產保值增值進行投資，投資方案應當經決策機構成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李世明委員建議，對慈善的投資，應有更嚴格的規范。

李世明表示，慈善的資產進行投資應當非常慎重，投資就有風險，投資不當就可能損害慈善事業的公信力。所以，應當對慈善財產投資的規模、比例、方向、時間等作出嚴格規范。

為防止善款投資遭遇賠本風險，朱靜芝委員認為，應該對慈善投資領域做進一步的限制。

朱靜芝建議，就算2/3的人決策同意投資，如果投資的領域風險很大，賠了怎么辦，給捐贈人不好交代。法律能否寫得再具體一點，投資在能夠保障收益的行業或項目上，才能不被社會垢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