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自我剖析材料【篇一】

解放是黨的路線的本質要求，是發展*的一大法寶，也是我們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新情況新問題、掃除障礙、引領發展的重要法寶。從廣西的發展歷程看，每一次的大解放都促進了經濟大發展。

自治區黨委2月21日下發通知,決定在全區開展繼續解放大討論活動。通知指出,開展繼續解放大討論活動是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錦濤*在廣西考察工作時的重要講話精神的重大舉措，是推進廣西科學發展、加快發展的當務之急。我們只有繼續解放，才能完整準確地把握黨的十七大精神，才能結合新的實踐，創造性地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各項戰略任務。只有在繼續解放上邁出新步伐，改革開放才能實現新突破，推動科學發展才能取得新進展，促進社會和諧才能見到新成效。開展繼續解放大討論活動，必須立足區情，緊密聯系我區廣大干部群眾的實際，著力在破除影響科學發展、加快發展的陳舊觀念和傳統慣上下功夫，在完善體制機制上下功夫，在解決干部工作作風的突出問題上下功夫，切實解決不想解放、不敢解放、不會解放的問題，在解放中統一、凝聚力量，為推動廣西科學發展、加快發展注入強大動力。

而我個人認為，廣西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觀念的問題。我們知道發展離不開好的環境，而優良經濟發展環境的創造同樣也離不開人的主觀能動性，離不開的解放、觀念的更新，我們的一言一行關乎著發展環境的優劣，

而借助開展“解放更新觀念”大討論活動來解放、更新觀念、轉變作風、創新思維正是解決人的主觀能動性、激發工作活力與創造修性的手段和方法之一，而人的能動性一旦得到激發并自主發揮，對經濟發展及其環境的改善將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反之則異然。我們廣西的鄰廣東，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干部群眾發揚敢想敢干、開拓創新、務實高效的精神，使全省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建設取得顯著成效，社會發展日新月異。作為鄰居的我們，卻仍然處在欠發達地區的程度。我們對照廣東，對照東部發達地區，發現最大的差別在于觀念，而不是在于經濟基礎。1984年，廣西的北海，和全國的其他13個城市一起，成為沿海開放城市。二十多年過去了，對比珠海、青島等其他沿海開放城市，我們發現它已經遠遠落后。這，當然也有歷史及客觀的原因。但是，我們是不是已經浪費了很多機會，是不是已經耽誤了很多時間。

《南風窗》雜志曾經有篇文章指出，論基礎設施，北海有港口、鐵路、機場，論政策，北海也一樣得到沿海開放城市的相關優惠政策，但是，為什么這么多年沒有做出很好的成績。這恐怕與干部群眾的觀念有相當大的關系。推而論之，我們廣西的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是不是都要結合我們的工作實現，深刻反省我們在改革開放這三十年來走過的路，以及由此得到的經驗教訓。“觀念一變天地寬”。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要推動廣西科學發展、加快發展，必須始終堅持解放、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勇于變革、勇于創新，不斷沖破阻礙發展的觀念和體制機制束縛。

胡錦濤*在廣西考察工作時要求我區要實現“四個新”，其中第一個“新”就是在繼續解放上邁出新步伐。我們要通過解放來更加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的發展基礎、發展條件、存在的問題和前進的方向，不斷轉變，更新觀念，推動廣西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更好地向前發展。

解放自我剖析材料【篇二】

我們應該認真學習張春賢書記的這一論斷，并將這一論斷所體現的轉化為切實的具體行動。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歷次代表大會都強調解放的重要意義，黨的十八大又把解放放作為應有的精神狀態置于大會的主題之中，并且在報告的第三部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中特別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在此，我想結合對十八大關于解放精神的學習，從哲學的高度談一談對張春賢書記這一論斷的理解和體會。

什么叫解放?鄧小說:“我們講解放，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①]因為與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不相一致，因為與實踐脫節，所以需要解放，解放的過程，就是使跟客觀實際靠，就是總結經驗、不斷修正錯誤的過程。

實踐則是人類自我自覺的一切行為，是改造自然和改造社會的有意識的活動。實踐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活動，它表現為主體主觀意識對象化、客觀化的過程。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

探索和實踐的關系是人類社會歷史的永恒課題。

中國傳統哲學一直把與實踐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來認識。中國明代著名哲學家王陽明用“知行合一”來表述和實踐的統一性。“知行合一”語載王陽明《傳錄》：“知之真切篤實處，既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為后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先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并進之說，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

王陽明是從道德實踐和道德認識層面來破知和行這一認識和實踐命題的，從“善”是善的認識(“知”)和善的實踐(“行”)的統一推出“知行合一”命題，將實踐和認識問題具體化為道德問題，將哲學問題呈現為世俗問題，使知行合一有了現實指向。

“知行合一”包含兩層意思：第一，知行是一回事，二者互為表里，不能分為“兩截”，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王陽明針對道德教育與道德實踐的脫節高喊“一念發動便是行了”，將道德意識的自覺性和實踐性相統一，這具有積極意義。第二，以知為行，知決定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行動需要主導，行是主導的客觀化和對象化形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知行也是不可分的。從第一層意思看，王陽明看到了和實踐的一致性，這是有積極意義是，但又泯滅了與實踐的區別，把二者混為一談，這又是它的缺陷了。從第二個層面看，它表達了是行動的先導的深刻意義，但忽視了實踐對的制約作用，忽視了實踐對的規制。

毛澤東則以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從對革命和建設經驗總結中明確指出了實踐對正確產生的決定性意義：“人的正確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②]毛澤東的論述深刻說明了的正確性來源于實踐，如果與實踐脫節，那就要解放。

解放與實踐的統一性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結論。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強調實踐對認識的決定作用的同時，也強調實踐過程中主體意識的作用，尊重實踐主體意識的地位，從而把實踐和認識有機地統一起來。而解放就是獲取正確認識的過程，正確認識的獲取只能根植于實踐，在這個意義上說，實踐是解放的本質。

解放的本質和實踐的本性規定著解放的過程與規律，解放起因于實踐，在實踐中展開，并以返回到實踐中去為目的，所以說，解放在本質上是一個實踐問題。從實踐與的關系中尋求解放的本質規定性，為解放找到了堅實的理論根據。

解放源于實踐的需要。人的正確來源于實踐，的解放也源于實踐，總是根據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破舊立新，努力使主觀認識更加合乎客觀實際。矛盾運動是社會實踐的本質，是以舊矛盾的解決和新矛盾的產生為主線的，這些新舊矛盾運動規律上升為主體意識，也就是新、新觀念取代舊、舊觀念的過程，就是解放的過程。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表明，每一次偉大的解放運動都是對當時社會實踐正反兩方面經驗的深刻總結，反過來又對實踐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從實踐標準大討論到*理論的確立，從探索建立*模式到*成為全黨共識，無不是對解放源于實踐需要的例證。每個時代只能夠提出它那個時代所能夠解決的問題，人的也只能從變化了的社會實踐中生發出新認識，一個人只有自覺地立足于實踐，研究新問題，總結新經驗，確立新思路，探索新辦法，才能使自己的認識永不落伍、永葆先進，才能在實踐中不斷開創新局面，取得新成效。黨的十八大之后興起的解放熱潮，也不是哪個人主觀意愿的產物，不是空穴來風，它植根于當代*偉大實踐，是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催生和造就的。因此，要理解當前這場解放運動的來龍去脈、基本內涵以及現實意義，只有向當下的實踐中去找尋答案。

解放以實踐為動力。人的是從生動的社會實踐中產生的，但人的一旦形成就具有穩定性，人的一旦穩定就可能落后于日益發展的社會實踐，一旦跟社會實踐相脫節，社會實踐就會迫使人的實現轉變，以期跟發展了的社會現實相符合，相一致。人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社會制度等社會意識形式總是在生產勞動、科學研究以及其他社會實踐活動的變遷中得以改變，隨著信息技術革命的到來，人類生存于其中的經濟社會結構的組織手段、組織方式和組織形式發生了深刻改變，傳統產業結構面臨解體，世界經濟活動和經濟組織形態不斷創新，這些必然帶來現代國家制度、社會體制以及民眾的觀念、生活方式的相應變革，而這些變革也必然帶來人們對新的經濟社會組織結構形態的變化的認識，帶來人們的認識的轉變和的解放。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就是解放的歷史，而的解放總是以當時社會實踐發展的需要為動力的。歷史表明，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政治上撥亂反正、為中國*開辟前進道路的強烈需要，推動了改革開放之初實踐標準大討論這樣一場影響全局的解放運動;是繼續推進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三步走”戰略目標的客觀需要，推動了以鄧小南方談話為標志，解決姓“社”姓“資”的意識形態困擾，從而為確立*的改革目標奠定基礎的大解放運動;是新世紀新階段經濟社會深刻轉型，促進社會和諧和推動科學發展的迫切需要，推動了科學發展觀這一*最新成果的提出，推動了以科學發展觀的貫徹落實為宗旨的新一輪解放運動的興起。

解放以實踐為目的。實踐是哲學的本質，是哲學的目的，也是解放的本質與目的。以問題為中心、以實踐為指向，以實效為目標，是解放的終極目的。解放深刻反映和代表中國共產黨人的哲學立場與政治品格，是黨的路線的核心內容，是中國共產黨人的行動要求，不是一句停留在嘴上的時髦口號，這要求我們：第一，解放拒絕空談。雖然解放是一個主觀認識領域的問題，但主觀認識問題既然植根于實踐，出路當然也在于實踐。因此，解放只有自覺地面向實踐，服務于現實，才能產生實效。改革開放以來的兩次解放運動之所以能推動中國改革開放實現兩次大跨越，是因為解放不僅僅是口號，也沒有停留在概念層面，而是始終面向現實，關照現實，以實際問題為中心。第二，解放重在行動。主觀認識的調整、變革和修正，只有更好地推動實踐的發展其科學性才能得以彰顯。黨的十八大以后，各地以貫徹落實十八大精神為契機，掀起了新一輪新的解放運動，而從到體制實現新的突破正是新一輪解放的出路，這也成為張春賢書記反復強調的“實踐是解放的本質”的現實指向。當下，解放所面臨的主要是發展方式不科學、經濟增長方式亟待轉變、社會和諧程度有待增進等突出問題，因此，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實現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就成為這次解放的普遍要求。

解放以實踐為檢驗標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是判斷是否解放的根據。*是前無古人的嶄新事業，既需要頂層設計也要有循序漸進的實踐摸索，實踐證明為對的就堅持下去，錯的就及時改正過來。只有不斷總結實踐經驗，我們才能最終找到建設有*的正確道路。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歷程中，關于“什么是*、怎樣建設*”、“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怎樣發展馬克思主義”以及“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黨”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始終存在著觀點分歧甚至交鋒，也正是在實踐中，我們才擺脫主觀主義尤其是教條主義的束縛，科學回答了這些事關全局的根本問題。1992年，針對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鄧小在南方談話中明確指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③]。“三個有利于”標準是實踐標準的具體運用和實際體現，“三個有利于”標準跟實踐標準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隨后，“三個有利于”成為新時期解放的標準。